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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砭大学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0)10－016－02 　　摘要：教育的困境在于教育本质的迷失。对教育的造问，东西方文化，尤其是文化轴心时期的先哲给出了类似的答案：培育道德心灵，健全理想人格。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今天，这一基本价值愈发显出其极端重要性。重视人文关怀，培育健康心灵-追寻宇宙真理，重构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是教育良性发展的必由路径。 　　关键词：教育之症；本质；回归 　　 　　钱学森曾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们的大学教育到底怎么了?出路何在? 　　 　　一、大学教育之“症” 　　 　　(一)“适应”僭越“超越”。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教育是民族的生机；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追寻真理、超越自我是教育永恒的主题。与超越相对应的是适应，超越与适应相互对抗和平衡的过程演绎着教育的主旋律。比如，理想与现实，精神与物质，人文与科技。然而，在市场、物欲、金钱、文化的多元冲击下，适应借越和窃居了超越应有的位置，开始以主人的身份引领教育的航向。教育失去了昔日的精神光环，逐渐沦落为名利的俘虏和工具。资本天然具有攫取绝对剩余价值的倾向，在市场的驱动之下，它向任何可能的领域伸出触角。教育肩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尤其是“传道”，更是教育须臾不可离的“生命线”。但在一波接一波的改革浪潮中，资本在市场的积极配合下攻城略地，无往不胜。教育也没能幸免，没有坚守住精神底线，半推半就地成了资本与市场的婢女。美国经济学家A.M.奥肯说：“市场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必须被控制在恰当的范围内”。这个范围不能包括教育。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张维迎教授认为，由于知识传授和知识生产的特点，决定了大学不适合作为一个赢利性组织存在，如果大学以利益为导向就丧失了大学的根本精神。遗憾的是，一些大学已经把赢利当成了唯一的价值追求。 　　 　　(二)“科学”僭越“人文”。 　　文化轴心时期，东西方圣哲在相互隔绝的地理环境中创造了人类文明的奇迹，表达了相同或相近的志趣。无论是老子尊道贵德的思想，还是苏格拉底德性即智慧的阐释；无论是孟子舍生取义的豪情，还是柏拉图献身真理的执着。无不映射着同样的人性光芒。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西汉的董仲舒为迎合封建专制的需要，不但大力倡导“罢黜百家”，还阉割儒学精神，提出了独尊被其篡改的“犬儒”，致使中国文化的主脉偏离道统，成为历代皇帝粉饰太平的工具。无独有偶，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门下求学二十多年，最终没能领略他老师的思想精髓，不无遗憾地离开了。可他却开启了近代文明的序幕，在诸多应运学科做出了辉煌的成就。在文艺复兴的推动下，西方文化终于挣脱中世纪宗教枷锁的束缚，义无反顾地走向世俗，随之而来的是蓬勃发展的工业革命。人类以近似几何级数的速度创造物质财富，拓展认识领域，这一切成绩的取得与科学理性有着直接的关系。近代科学“可以概括为以数学为基础的经验理性，即理性逻辑推理与实验经验构成的富有张力的知识建构”。无疑它是一种了解宇宙、认识世界的可靠和富有成效的方法。然而，对科学的盲目推崇致使科学主义大行其道。科学主义在教育领域的肆意泛滥，导致人文关怀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人文学科、人文教育日益被边缘化，“有知识没文化”的大学毕业生是科学主义僭越人文关怀的自然恶果。 　　 　　(三)“物质”僭越“精神”。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按照由低级到高级的顺序，将人的需要依次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各种需要的强烈的程度和优先程度是不同的。越底层的需要，越关系到生命机体的生存的需要，人们对于它的追求就越迫切，因而表现得就越强烈，其对于高层需要来说就越具有优先性。马氏这一观点是对普通人实然状况的论述，并不是应然状况的结论。换而言之，其理论的合理性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对一个人来讲，物质与精神的需要须臾不可离，在一定意义上说，精神更为根本。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人活着并不是为了吃饭。孟子倡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伯夷叔齐在首阳山采薇，宁可饿死不吃周朝粮。文天祥在《过零丁洋》中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诚然，这些是个案，是一种特殊情况，但普遍性就蕴藏于特殊性当中，没有独立存在的普遍性。终极追求，实现自我价值，是一个正常人不可或缺的精神需要。不过，这是有条件的，一个人应该经历人性启蒙、人性觉醒、文化自觉等阶段，最后实现精神超越。古圣先贤以及很多仁人志士都经历了这一心路历程，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