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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犯罪的特征 　　 摘要：犯罪是一种古老、复杂的社会现象，受有一国或一地区特定时期的国家类型、立法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法律文化传统以及刑法时代思潮的强烈影响。中华法系以刑律为主导，自成一格，经封建时期两千多年的发展，内容日丰，体系益密，至唐朝时期达到鼎盛。对古代刑律进行研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对完善我国今日刑法内涵、体系必有所裨益。 　　关键词：古代；犯罪；特征 　　 　　中国刑法源远流长，《尚书?尧典》载：“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做官刑，扑做教刑，金做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①春秋郑国子产铸刑书于鼎，首次出现成文法。降至战国魏国李悝更集诸国刑典成《法经》，至唐永徽年间终成《永徽律疏》，至此达我国古代刑律发展的顶峰。中国封建时代所颁行的法律都是刑法，民事关系、行政关系均由刑法调整，“形成了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结构。”②刑法在中华法系中始终处于核心地位，这一方面使人民的权利受到压制，刑罚日益严苛；但另一方面客观上也造就了刑法的空前繁荣、发达。本文试图依现代犯罪构成理论，对中国古代犯罪的特征进行分析。 　　一、犯罪客体的特征 　　“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的，而被犯罪行为所侵害或威胁的社会关系。”③古代刑法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犯罪客体概念，但在具体的刑法条文中事实上却存在与其相类似的概念，只是未以抽象、统一的法律术语表达而已。《唐律疏义》十二篇，除第一篇《名例篇》规定一般原则外,其余十一篇都是按照行为所侵犯的客体进行分类。其划分的依据就是各篇所规定罪名侵犯的社会关系，即相同的犯罪客体。整体上来说，古代刑法中的犯罪客体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显著特征： 　　（一）封建统治秩序和伦理纲常是最重要的客体 　　古代社会等级森严，皇权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三纲五常”作为封建伦理的主要内容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基础，各个朝代无不用严刑峻法维护这一涉及封建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犯罪客体。《唐律》中“十恶”就是最明显的例证。犯十恶及故杀人者，虽会赦，犹除名。十恶之所以被列为最严重的犯罪，就在于它直接危及了封建统治秩序与至高无上的皇权，触犯了纲常名教和贵贱尊卑秩序。 　　 （二）区分犯罪对象和犯罪客体 　　“犯罪对象是犯罪行为所作用的具体人或具体物”④，犯罪客体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古代刑法对两者进行了区分。《唐律》对内乱罪的规定是：“谓奸小功以上亲、父祖妾及与和着”。犯罪对象是小功以上亲、父祖妾，而犯罪客体则是封建伦理纲常。又如，“不道”“谓之一家非死罪三人，支解人，造畜蛊毒、厌魅”。它侵犯的犯罪对象是被杀、被支解和被毒厌的人，犯罪客体则是受到违背的“正道”等。此外，对于无侵害对象而有犯罪客体的行为也予以处罚。 　　二、犯罪客观方面的特征 　　“犯罪客观方面，是指刑法所规定的、说明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损害的客观外在事实特征”⑤，包括：犯罪对客体造成侵害的行为、结果、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行为的时间、地点、方法等。古代刑法对这些方面的规定也很完备。 　　（一）犯罪行为 　　古代刑法对作为和不作为进行区分与认定，并将某些预谋行为、不能犯行为都视为犯罪并予以处罚。 　　1、以“持有犯”防范某些严重犯罪后果的扩大。现代刑法意义的“持有犯”在古代刑法中屡有出现，其实际上是作为犯的一种。古代刑法中，“持有犯”大多属于法律规定禁止“私有”而违法“私有”的犯罪。《唐律?贼盗律》曰：“诸造妖书及妖言者，绞。”《宋史?刑法志》亦云：“伪造符印、厌魁诅咒、传授妖术”至死的规定。这类犯罪，只要求拥有违禁物品即可构成，并不要求实际上是否使用。 　　2、惩罚“举动犯”。举动犯，指行为人一着实犯罪实行行为即告犯罪完成和完全符合构成要件，从而构成既遂的犯罪。举动犯包括原本为预备性质的犯罪构成和教唆煽动性质的犯罪构成两种，这类犯罪通常都是严重危害封建统治秩序的犯罪。将预谋行为规定为犯罪，不但可以防微杜渐，还可以保持对这类犯罪的高压态势，收到预防犯罪法律效果。《唐律?贼盗律》规定：“谋杀期亲尊长，皆斩。无已杀，已杀之文。”即只要有谋杀期亲、尊长的企图就可以判“斩”，而不论杀伤行为是否已经付诸实施。 　　3、规定“不作为”犯罪。不作为“是指行为人负有刑法要求必须履行的某种特定的义务，能够履行而没有履行的行为。”⑥成立不作为犯罪的首要前提条件就是行为人负有实施某种作为的特定法律义务。在古代刑律中，不作为犯罪通常都是针对一些负有特定作为义务的人来讲的，包括：官吏不履行职责罪。《汉书?刑法志》载，武帝时，“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公民没有履行应作为的义务，如《唐律?杂律》第433条规定：“诸见火起，应告不告，应救不救，减失火罪二等”。 　　4、处罚“不能犯”。不能犯常常是由于犯罪人的认识错误或使用不能达到犯罪目的的犯罪工具而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