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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左传》赋诗断章中的拟古精神 　　摘 要:春秋时期,诸侯、卿大夫朝聘会盟、应对酬酢每每赋诗以见其志。“赋诗断章”是春秋时期主要的用诗方法,也即是断取古人已有之诗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从时人讽诵旧章的意义上说,赋诗承载着强烈的崇古意识,赋诗者不仅具备有深厚的《诗》学修养,又有具体摹拟古诗的实践。只是赋诗与仪式文化的密切关联性限定了赋诗者进一步创造的空间和自由,但赋诗断章在“不学诗,无以言”的时代完成了对古诗摹拟的蒙昧状态,赋诗者大胆地学习和摹拟《诗》的精神激励着后世的拟古创作,对后世拟古创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左传;赋诗断章;诗学修养;摹拟;拟古精神 　　中图分类号:J01文献标识码:A 　　On the Antiquity-Imitation Spirit in the Poems of Zuozhuan 　　MAO Zhen-hua 　　 　　一 　　 　　《汉书#8226;艺文志》说:“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1](P1755-1756)诸侯、卿大夫在频繁的盟会、聘享等场合中每每赋诗以见其志。“赋诗断章”是赋诗言志和断章取义的简称,《左传#8226;襄公二十八年》:“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2](P200)杜预注:“譬如赋诗者,取其一章而已。”[2](P200)杨伯峻注曰:“赋诗断章,譬喻语。春秋外交常以赋诗表意,赋者与听者各取所求,不顾本义,断章取义也。”[3](P1146)赋,《说文》云:“赋,敛也。从贝武声。”[4](P131)从“赋”的本义贡赋来看,古时贡赋必陈之于庭,引申之“赋”与“铺”之意相通。《汉书#8226;艺文志》:“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1](P1755)“赋”字在这里的用法是指口头上的“陈述”,或者说是口头上的“铺叙”。《春秋左氏传》郑玄注曰:“赋者或造篇,或诵古。”[2](P1742)文献中尤以诵古为最多,造篇可能是在未能找到合适诗篇情况下的一种创造。所谓的“章”在春秋时期是指诗歌或乐曲的段落,诗舞乐是融为一体的,乐的一曲往往是诗的一章,断章也即是断取古人已有之诗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但在具体的赋诗场合中赋诗者可根据实际需要赋全篇之诗或赋《诗》中的某个段落的。“断章”实际又包含于“赋诗”之中,所以学者们经常将“赋诗”和“断章”联系起来。“赋诗断章”已成为当时运用《诗》的一种惯例,并以此来概括《左传》和《国语》中的全部赋诗活动。在赋诗中,《诗》变成一套隐语或特殊的外交语言,但大多数情况下彼此都能心照不宣,“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皮锡瑞说:“赋诗明志,不自陈说,但取讽喻,此为春秋最文明之事”。[5](P3)赋诗的习俗成为人们引以为雅的礼文风尚。 　　赋诗与时人崇古的心理倾向不无关系,春秋文化中浸润着强烈的崇古意识。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6](P2463)在文化上学习和效法古贤是春秋时人的选择,他们认为“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6](P2487)因此“祖述尧舜,宪章文武。”[7](P1634)努力学习先人文化。从时人讽诵旧章的意义上说,赋诗本身承载着强烈的崇古与复古的倾向。有论者认为拟古出现在汉代,但我们从赋诗的实例中可以窥见赋诗者拟古的心态,赋诗的这种用诗方法对后世拟古诗歌的创作不无影响,劳孝舆说:“作者不名,述者不作,何欤?盖当时只有诗,无诗人。古人所作,今人可援为己作;彼人之诗赓为自作,期于言志而止。人无定诗,诗无定指,以故可名不名,不作而作也。”[8](P1)明何良俊所说:“《左传》用诗,苟于义有合,不必尽依本旨,盖即所谓引伸触类者也。”[9](P12)赋诗断章是“借假借古之‘章句’,以道今之‘情物’。”[10](P224)这种将无名之作援为己作的做法就是“不作而作”的一种重要体现,也即是古诗为今人所用,借古人之言申述个人之志,是对已有之《诗》的改造和化用,也可以说是对古诗的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模拟和再创造。因此傅道彬先生在论及垂陇之会赋诗和郑六卿饯韩宣子赋诗时说:“垂陇之会的赋诗犹如皇都陆离,错然杂陈;郑六卿饯韩宣子赋诗,不仅也是五光十色,而且更带有独特的地方风味,总之是纵横采撷,他们都达到皆成文章的水平。”[11](P87)这两次赋诗是带有群体性赋诗的活动,“这与后世文人诗酒酬唱,从根本上说实在没有什么两样。”[12](P91) 　　 　　二 　　 　　从后世的拟古创作来看,拟古是以因袭和摹仿前人的作品为主要特征,拟古是创作的准备阶段,也是诗歌走向文人化的必经阶段。正如郭绍虞先生所说:“实则昔人拟古,乃古人用功之法,是入门途径,而非最后归宿。”[13](P191)摹拟的过程就是对前代作品中的艺术手法和创作思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