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晚期先秦诸子思想研究之特色.docVIP

论梁启超晚期先秦诸子思想研究之特色 　　 [摘 要]欧游归来后的梁启超，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与日俱增。他立誓用先秦思想家孔子、墨子、老子等人的学说去救拔堕入精神饥荒的欧洲人。因此，他专心于先秦诸子的研究。在这方面，他写出《先秦政治思想史》等一批颇具影响力的著作。这些论著，在研究方法上具有这样几点优长和特色：全方位、多层次的比较研究；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深入、完善的考源镜流法；学术评判中的客观态度和辩证意识；学术研究与人格教育相结合的整体取向。这些优长及特色，对今天的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先秦思想 研究方法 比较 辩证意识 人格教育 　　 〔中图分类号〕B25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10-0034-05 　　 　　欧游归来后，梁启超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与日俱增，并立志用孔、老、墨三大圣的思想去超拔那些哀哀欲绝的西方人。因此，他在以后的十年里，将自己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对先秦诸子学说的解释和发挥上。在这方面，他撰有一大批专著和论文，如《先秦政治思想史》、《老子哲学》、《孔子》、《论孟子稿》、《墨经校释》、《墨子学案》、《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儒家哲学》等，皆为先秦诸子思想研究之力作。这些著作，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以下几个特色。 　　 　　一、全方位、多层次的比较研究 　　 　　比较的方法是学术研究中较为常用的方法之一。想要深刻把握某一研究对象的特征，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比较。通过比较，可以辨出异同；通过比较，可以分出高下优劣。正像梁启超本人所说的：“凡天下事必比较然后见其真，无比较则非惟不能知己之所短，并不能知己之所长。”[1] （P2） 梁氏学术论著最突出的优点就是比较，其早期的名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及《子墨子学说》等，都广泛运用了比较方法，因此能够胜义迭出。梁氏晚期讲先秦诸子思想的各书，在比较方法的运用上，显得更为纯熟、更为普遍、更为系统，体现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特点。具体说来，其比较方法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同一思想派别内部不同人物及不同支派间思想之比较。 　　无疑，同一思想派别中的代表人物，在主要观点和基本精神上是大体一致的。但是，由于各人性情、所处时势以及所承受思想资源的不同而产生很大歧异。这其中包括同一时期不同人物或支派思想间的歧异和不同时期人物思想间的歧异。前者表现了一学派思想的分化，后者则展示出一学派思想的发展。 　　对于上述两个方面的比较，梁氏在研究中都有所运用。对同时期人物或支派思想之比较，以其对孟子和荀子的比较为代表。他指出：“儒家政治思想，其根本始终一贯。惟自孔子以后，经二百余年发挥光大，自宜应时代之要求，为分化的发展，其末流则孟子、荀卿两大家，皆承孔子之绪，而持论时有异同，盖缘两家对于人性之观察异其出发点。……孟子主张性善，荀卿主张性恶。”[2] （P84） 还说：孟子重精神上之扩充，荀子重物质上之调剂；孟子传大同，荀子传小康；孟子类大乘佛教，荀子类小乘佛教等。不难看出，其中有左袒孟子之倾向。对于不同时期人物思想之比较，以孔子礼论与荀子礼论的比较为代表。他认为孔子的礼目的是为提高人格，没有机械性，是活的礼；荀子的礼目的是为了约束人的行为，含有机械性，是死的礼。 　　其二，不同思想派别之间的比较。 　　不同思想派别在基本观点和根本精神方面是不同的。梁启超在讲先秦诸子哲学时对于此类的比较最多。以他对先秦四大流派政治思想的比较为例，他认为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四派的政治思想表现为四大潮流，即无治主义、人治主义、礼治主义和法治主义。其关系可图示如下： 　　他还用西欧各国国会的席次来比喻各派的思想差别，指出：“道家其极左党，法家其极右党，儒家则中央党，而墨家则中央偏右者也。”[2] （P64） 　　需要说明的是，梁启超对不同学派思想的比较，不仅察其异，而且观其同。在研究先秦诸子政治思想之前，他首先考察的就是他们之间的共通之处。梁启超认为，各派主要的共通点有：认为宇宙间有一定的自然法则；认为国家是在民意的基础上建立的；皆以“天下”为最高目的，即都属于一种“世界主义”……梁氏所举各点正确与否且不置论，但他此类比较可使人更深入地把握先秦各派的思想。 　　其三，中外思想文化的比较。 　　梁启超治学，在考察中国学术思想时，总是将其放到世界学术发展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比较，以便更全面地加以把握。他认为，中国文化在15、16世纪以前，与世界其他系文化相比皆不逊色。只是中国文化在发展路径上与它系文化有所区别，像希伯莱人、印度人超现世的宗教观念，中国没有；希腊人、日尔曼人冥想的形而上学，中国也有而不昌；欧洲近世纯客观的科学，在中国也微不足道。那么，中国文化凭什么在世界文化中立足呢？他认为靠的是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的人生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