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平衡工作及生活.docVIP

如何平衡工作和生活 本文作者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是普林斯顿大学Bert G. Kerstetter’66大学的政治和国际事务教授。她曾担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和普林斯顿大学Woodrow Wilson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的院长。 最近我与普林斯顿的一些学生共进晚餐。将我介绍给大家的那位学生宣布，我准备谈谈他们关心的一些问题：总统辩论、对外政策、工作和家庭。有几个学生提问了有关外交政策的一些问题，之后，一位年轻的女学生问我，对于我夏天时在《大西洋月刊》封面文章（《为什么女人依然无法内外兼顾》）发表后所收到的反馈有何看法。我做出了回答，其他的女生接着发表了看法。大约有10分钟左右，我发现屋内差不多一半的男生变得沉默不言。当我指出这种突然变得一边倒的谈话局面时，一名男生主动说，他是在一个非常强的女性主家的家庭中长大的，他认为自己对于男女平等是完全支持的，但是他不愿出来说话，担心被误解。其他一些男生点头表示同意。 男士保持沉默是很普遍的，至少在公众场合。我个人收到的对我文章的反馈大约有15%至20%是来自于男性。有许多是来自于父亲，他们对自己的女儿面临的选择非常不满。其他一些是来自于年轻男性，他们希望有更多的时间与孩子们在一起，并且与他们的职业女性妻子成为完全平等的父母拍档，但是却感觉到他们也没有这样的选择。实际上，有不少男士哀叹他们遭遇到的强烈的性别意识的旧框框，一个男人希望休陪产假，有灵活的时间，由于晋升后会有太多的出差而希望推迟晋升，或者只是简单地需要每晚六点钟下班去接孩子，但是却被看作是没有完全投入工作，或者只是“不像个男人”。正如琼·威廉姆斯（Joan Williams）和我为《旧金山纪事》的劳动节专栏所写的文章说的那样，男人们开始控诉这种类型的性别歧视。还有一位男士，曾参加过特种部队，他写信给我问道，我的丈夫是否能够写写他在我们婚姻中的经历，以“证明他是一个体贴的人，同时又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我比从前更加相信，我们需要作出改变，允许职业人士去建立、提供和关注强大的家庭，唯一途径是，同时为男性和女性在条件和文化方面做出更多的改变。 但是，男士们必须参与对话，公开地、自愿地，并且高调地参与。 少数男士冒险出来发表看法；他们的意见很有启发。就在上周，戈登（Gordon）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问道，为什么他不能被看作是个“职业父亲”，尽管他每天从早上5点到晚上10点，以她的妻子同样的方式尽着为人父母的职责。他看到“职业母亲”的标签，所以说，职业父亲应该得到同样的认可，他说得很对。我认为他的立场非常有吸引力，因为我一直从另一个角度考虑，为什么我们不能用谈论“职业母亲”的方式去谈论“职业父亲”呢。由此，我看到，当我们谈论母亲的时候，我们需要“职业”这个形容词，因为我们始终假设“母亲”就是在家里的。如果她们不是在家里，我们就需要一个特别的形容词予以明确。反过来说，就如戈登所认识到的，“父亲”被定义为就是在工作场所的，所以加上“职业”就是多余的了。 这种差别只是我们许多语言方式当中的一个例子，它仍然强化着传统的旧框框，并且发出负面信息，我正在写作的书中对此有进一步的阐述。从一个职业父亲的角度，“职业母亲”现在意味着既是挣钱养家的人，也是操持家务的人，但是这永远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用戈登的话来说，这是双重身份，相当于一个“多面手”，一个“现实生活中的超级英雄。”许多女士会问，“职业母亲”是否总是被看作是一种荣誉勋章，但是结论是，我们可以达成共识，我们应该开始同样谈论“职业父亲”和“职业母亲”。这一转变对于界定职业家庭的问题迈进了一大步，它不再只是一个“妇女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和经济问题。正如詹娜·麦克格雷戈（Jena McGregor）上周在《华盛顿邮报》上写的，2008年，有60%的父亲认为职业家庭是有冲突的，政治家们只有在争取女性选民时才会注意到这些问题。 其他发表了有趣的意见和建议的还有安德鲁·科恩（Andrew Cohen），他写了一篇关于“足够了”的文章，非常有说服力且又十分感人；加拉·拉玛切（Gara Lamarche）从一位职业祖父的角度参与讨论，他帮助他的女儿和女婿操持家务；还有库纳尔·莫迪（Hunal Modi），他是哈佛商学院学生会联系主席，他极力主张男学生应“更加男人”，并且做男人的事，保证他们的女伴能够有他们自己希望那样的自己的事业。我最初的文章收到的第一个评论是来自一个有思想的投资银行家，他写道，他辞职成为自由职业者，因为这是让他的妻子能够实现她的理想的唯一途径。但是，我们需要听取许多许多，且更多的你们的意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新栏目命名为“两性”，这就是为了男性和女性，共同讨论许多我们之间永恒的，但又不断是新的问题，以真诚的对话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引发和把握改变。这也是相互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