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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良知，理性反思 今天我们班组织团日活动参观新校区的妇女文化博物馆，又参观了图书馆五层的《大娘们的战争——二战时期日军性暴力图片展》，内心生发许多感慨。 此次图片展是由支援中国受害者的日本市民团体组成的“日军性暴力图展执行委员会”提供内容图片。作为全国第一家综合性妇女文化博物馆的陕西师范大学妇女文化博物馆是承办方。这是该展第一次在高校巡展。让我深思的是这次展览由日方主办，对于那段屈辱的历史我们并不陌生，可是作为受害者的我们真正发出过多少声音呢？作为一个人最起码的良知让我们无法平静，作为中华民族的后代我们有责任为自己讨回公道，但绝不是激进的愤慨，好多我们未知的真相需要我们去理性的看待反思。为什么日方能有左翼民间组织去正视当年战犯的罪行？他们为人的良知与我们中方作为受害者的漠然让我深受触动。不乏我们的浅薄无知，以及各方的复杂因素，但作为大学生至少要有思考，正视历史，不只是愤慨，但绝不是漠然！ 由于展区不允许拍照，我用笔记录了被山西省查明会、HAINAN.NET、松冈环、大森典子等艰辛揭露的事实，不只是愤慨……希望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能有所触动。 日本侵华战争中南京大屠杀又称为“南京大强奸”，日军所做丧尽天良之事引起国人愤怒、国际声讨，发生大屠杀的主要原因：1、如同日本政府发表的“暴支膺征”声明所说，对中华民族有歧视感。2、认为国际法的规定不适用于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称之为“事变”来进行推进、加强侵略。3、由于日军军方方针规定不保留俘虏，因此日军将市民看作士兵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4、粮食等必要物资决定从当地获得，没有后勤补给的概念造成掠夺。5、军队中充满了非法的虐待与暴力的体罚，士兵们将由此产生的负面情绪转嫁到对敌国人民采取反复的凶恶残酷行为。 为了平息舆论声讨利于战争1942年日方修改陆军刑法禁止强奸。由此产生日本性暴力机构——慰安所来起到抑制强奸的作用，事实证明日军的性暴力并未因此而收敛，集体强奸、战场强奸、慰安所、强奸所都是他们犯罪的事实。而受到性侵害的慰安妇遍布中国、韩国、朝鲜、菲律宾、越南、荷兰还有日本。 日军在百团大战后为了报复实行三光政策进行残暴的尽灭战，高度分配配置成为军中央视线无法涉及到的无法无天的地区——性暴力产生的温床。例如，进圭庄——设有日军中队本部的前线据点，日军将讨伐时抓住的妇女抓入“强奸所”，将他们怀疑是抗日分子的人关入“拷问所”，对他们每日施加暴力和侮辱。再如，西烟和南社——西烟镇是盂县西部政治经济中心。南社紧邻西烟，是位于连接西烟和盂县县城干线道路关口的村庄。日军为了彻底剿灭该镇和村庄的抗日力量，先后在上述地方制造惨案。 让我们看这些血淋淋的事实—— 二战期间，日军在其侵略的亚洲、太平洋地区建造了日军专用慰安所，制造了大量性暴力事件，其中许多受害女性被杀害。战争期间日军对女性的性暴力是违背人道与人性的明显的战争犯罪。但战后对日本战争罪行的审判，并没有根据“反人道罪”追究日军普遍存在的对妇女的性暴力行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受害女性打破近半个世纪的沉默，为了实现正义和挽回自己的尊严，开始了以日本政府为对象，要求损害赔偿的诉讼斗争。我们从心里对超越苦难、毅然进行斗争的受害女性表示尊敬，称呼她们为“大娘”。 万爱花，“死之类的东西没必要考虑，还有大事要办呢，就用这把老骨头去战斗吧。”我十五岁当上了抗日副村长。在我四岁的时候，通过买卖婚姻被卖到了山西省盂县阳泉村一家贫苦的人家。抗日战争开始后，我十四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八路军拼命工作。我的工作得到好评，在十五岁的时候就被任命为抗日副村长。我前后三次被日军抓住、强奸。第一次是在1942年6月中旬，我被闯入村里的日本鬼子抓到进圭社据点，关押在窑洞里。第二次被捕是同年的八月，我正在村里的水塘边洗衣服时被捕，被关押在上次那间窑洞里。在关押起来的第一天夜里，我被脱光衣服，有好几个日本鬼子强奸了我。我不说共产党员的名字，他们就用皮带、木棒以及枪托等殴打我，打得失去了知觉。再用冷水浇醒接着拷问。第三次被捕时，鬼子的轮奸和拷问更加残忍。我认为我纵然交代，他们也会杀死我，所以保持沉默。他们将我吊到院子里的树上，拔掉我的腋毛，用枪托打、用军靴踢。我的肩胛骨和腿都骨折了，他们又用钉着钉子的木板打我的头部，我失去了意识，他们认为我死了，于是将赤身裸体的我扔到了寒冷的河边，一个老人发现并搭救了我，我奇迹般活了下来。我作为中国人，率先控诉日军的性暴力。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很长时间我卧床不起，全身多处骨折，骨盆也骨折了，因此身高缩短了20厘米，月经再也没来过。我和养女一起走村窜巷，靠给人家做裁缝、讨吃要饭谋生。我作为中国人率先控诉日本性暴力侵害是在1992年东京的国际公开听证会上。1998年我和日本政府打官司，最令我高兴的是以当地太原市为中心的市民支援运动开始了。虽然我们这些受害者都是高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