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研究述论.docVIP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研究述论 　　摘要: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是世界著名的教学体系之一,在世界音乐教育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传入中国以后,被一大批致力于传播和发扬奥尔夫教学体系的音乐教育工作者所接受,将其教育思想进行学习、深化,并运用于教学实践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从基本思想理论,传播与发展,实践应用三方面出发,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在我国的研究与发展现状作出分析与探索,希望对研究和借鉴该教学体系,促进我国的教学改革具有推动作用。 　　关键词:奥尔夫教学法;教育思想;传播;发展;实践;应用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日趋深入,音乐教育教学改革也期待着新的春天。从教授法,教学法,教材教法,教学论,直到课程论的一系列变化中,足以窥见教育领域里,对教学法的逐步改进、完善和更深层次的变革。作为教学法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教学法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近年来国外许多音乐教育体系的传入,对我国的音乐教学法产生了极大影响。20世纪80年代,廖乃雄最先向我国广大音乐教师介绍了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由于其崭新的思想观点比较适合中国国情,恰恰也迎合了我国音乐教育教学改革的迫切需要,因此二十多年来,这个教学体系已逐渐被我国的音乐教育工作者所接受,并将其列为研究的课题。本文即从奥尔夫教学法的视角出发,来探讨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著名的教学法在我国的研究与发展现状,这对借鉴该教学体系,改革传统的教育机制,更好地发展我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的基本思想理论 　　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传入我国以后,以廖乃雄、曹理、蔡觉民、李妲娜等为代表的广大音乐教育工作者首先对其教育思想内容进行了学习与深化。随后,介绍奥尔夫音乐教育思想的文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个期刊、著作中。 　　秦德祥的《中外音乐教学法简介》(1990),大篇幅介绍了奥尔夫体系的基本思想原则和主要特点。同时根据自己的理解与分析,开创性地作出了题为“试论奥尔夫体系的总体把握”,“奥尔夫与中国古代的音乐、教育理论”,“奥尔夫与我们之间的观念之别”三篇专论。他认为“要从总体上把握奥尔夫体系,应该建立起‘奥尔夫音乐教育是元素性的音乐教育’这个概念。”[1]并将奥尔夫的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和中国古代的音乐、教育理论相比较,得出了许多相通之处。曹理在音乐教育学领域中贡献颇丰,她对于中外音乐教学法、教学论的研究可以说在这一领域“填补了空白”。她撰写的《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1993)、《音乐学科教育学》(2000)等专著,介绍了国外几种主要音乐教学法,包括奥尔夫教学法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基本思想,即“元素性”音乐教育思想。还通过奥尔夫教学示例介绍其教学法内容。戴定澄的《音乐教育展望》(2001),阐述了奥尔夫教学体系的丰富内容,他认为“奥尔夫的教学实践中所体现的基础性、综合性、创造性和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深受儿童和教师的喜爱。节奏训练、律动、歌唱、语言节奏、乐器合奏和即兴创作的主要教学手段充分发展了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2] 　　90年代以来,许多热衷于研究奥尔夫音乐教育思想的教育工作者们在期刊上发表了大量的相关论文,他们通过自己的学习与体验,阐述了奥尔夫教学法的内容,教学原则及其特点。胡晓伟将奥尔夫的音乐教育思想概括为:“从‘元素性’这个古老的源头出发,去革新音乐教育,启迪、发掘学生(特别是儿童)的本能,通过语言、动作、表演和音乐的全面有机地结合,通过提高学生的音乐素质,去学会音乐、掌握音乐。”[3]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的核心思想是“元素性”的音乐教育思想,也有些称之为“原本性”或“本原性”音乐教育思想。关于这个问题,蔡觉民认为用直译,即“用‘埃雷门塔(Elementare)’来定位奥尔夫的音乐教育思想更为合适”[4]。 　　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传入中国20年,通过广大音乐教育工作者的努力,2002年2月,由李妲娜、修海林、尹爱青主编的《奥尔夫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问世。此专著在对奥尔夫的生平与音乐活动作了简介外,系统地论述了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认为:“要很好地应用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首先需要对他的音乐教育观念给予完整的理解和把握。一是‘原本性音乐’的存在方式;二是奥尔夫音乐教育思想的人本主义基础及‘本土化’问题。”“在我国实践奥尔夫音乐教育要注重‘本土化’,这对我们吸收本民族的优秀传统,创造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教学法具有建设性的作用。”[5] 　　二、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的传播与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所长廖乃雄教授赴德国考察,亲访了奥尔夫先生,考察了萨尔斯堡的奥尔夫学院,获得了许多宝贵的资料。20世纪80年代,随着廖先生的回国,著名的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也被介绍到了中国,并迅速为一大批致力于教学改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