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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孤儿”在欧洲 　　17至18世纪初，欧洲剧场里的“中国戏”流行不衰。其实这些戏的作者们对中国并无什么真切的认识，只不过是取来一个所谓中国角色或题材,借以演绎欧洲人的英雄美人故事。舞台上的所谓中国人往往拖着长长的辫子，戴着尖得像宝塔的小帽，以此取悦当时观众对异国情调的期盼。直到元杂剧《赵氏孤儿》法译本(1735年)刊行后，欧洲戏剧舞台才真正开始体现中国戏剧的影响。 　　《赵氏孤儿》是元代戏剧家纪君祥创作的一部历史杂剧，原名《赵氏孤儿大报仇》（《赵氏孤儿冤报冤》）。其情节素材来自司马迁《史记?赵世家》里晋大夫屠岸贾诛杀赵氏家族和晋景公等人谋立赵氏孤儿的记载。《赵氏孤儿大报仇》一共五折另加一个楔子。纪君祥抓住搜孤求孤这一悲剧故事的核心，主要展现春秋时代晋国奸佞屠岸贾对忠耿老臣赵盾由嫉恨到多次陷害，最后诛杀赵氏满门300口的历史，着重描写赵氏孤儿被程婴用药箱偷出公主府，公主自杀，门将韩阙放走程婴后自杀，公孙杵为孤儿舍命，程婴为换孤儿舍子等一系列悲壮之举。文末孤儿成人后，反诛灭屠氏全族。最终，正义战胜了邪恶，忠孝节义彪炳史册。西方作家在翻译和改编这部剧作时，虽然情节多有出入，但所有的“中国孤儿”却都保留并发扬了剧作的核心因素――“救孤精神”。 　　 　　“中国孤儿”在法国 　　 　　西方最早翻译《赵氏孤儿》的是法国传教士马若瑟。1732年，他在中国广州把该剧翻译成法文，并在前言中阐明自己的翻译动机：希望欧洲人通过这部真正的中国悲剧，能够观察到中国文明的程度和道德观念。正因为如此，他在翻译时，删去了曲文，只是以“他唱”或“她唱”两个字代表唱曲的内容，也没有比较明确的说明。因为他觉得：“这些歌唱对欧洲人来说，很难听懂。因为这些歌词所包含的是我们不理解的事物和难以把握的语言形象。” 1734年2月，法国的《水星杂志》披露译文片断。1735年，全文发表在杜赫德主编的《中国通志》上。 　　马若瑟的《赵氏孤儿》法译稿通过《中国通志》刊出以后，迅速流传开来。1755年，巴黎阿?帕京出版社发行了单行本。仅在18世纪内，它就四度被改编上演，三度被译成英文。 　　伏尔泰改编的五幕《中国孤儿――孔子的伦理》，于1755年在巴黎搬上舞台。该剧变正义和邪恶的斗争为情感和理智的冲突。伏尔泰将发生在春秋年间的故事推迟到成吉思汗两次进兵中原的时候。讲的是成吉思汗入京，必欲追索前朝遗孤，以斩草除根。但前朝遗臣尚德为救孤而以子代之，尚德之妻伊达梅不忍让亲子去死，便向成吉思汗求情。成吉思汗了解真情后，以娶伊达梅为妻的条件答应赦免，但伊达梅宁死不从。成吉思汗深为尚德夫妇的忠义行为所感动，最后决定一律免于追究，善待前朝遗孤和尚德一家。为了符合“三一律”的要求，伏尔泰仅写了搜孤和搭救遗孤的情节，并别具匠心地添加了一段爱情故事：成吉思汗年轻时爱慕汉族姑娘伊达梅，但伊达梅拒绝了他的爱情，嫁给了宋朝官员尚德，为此成吉思汗便发誓要征服全世界。伏尔泰通过成吉思汗和伊达梅之间虚构的爱情，来深掘男女主人公内心深层的情感与理性冲突。 　　众所周知，伏尔泰对中国的政教道德有深挚的爱好。可是他对中国戏剧了解不多，因而评价也不高。他从新古典主义的角度评价马若瑟的译本，把《赵氏孤儿》比作16世纪英国和西班牙的悲剧，认为只有海峡那边(指英国)和比利牛斯山脉以外(指西班牙)的人才能欣赏。它是一个古怪的滑稽戏，是“一大堆不合情理的故事”；“这出戏没有时间一致和动作一致，没有风土习俗的描绘，没有情绪的发展，没有文采，没有理智，没有热情”。总之，《赵氏孤儿》是不能跟当时法国的戏剧名著相提并论的。不过，伏尔泰同时指出，《赵氏孤儿》是中国14世纪的作品，若与欧洲当时的戏剧相比，那又非常进步了。他赞叹道：“人们简直以为看到《一千零一夜》搬上了舞台了；但是尽管令人难以置信，剧作却妙趣横生；尽管变化多端，全剧却极其明朗：这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两大优点；而这种优点（是）我们现代很多剧本所没有的。”（伏尔泰《致黎希留公爵》，《〈中国孤儿〉作者献词》） 　　伏尔泰崇尚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这是中国“最负盛名、最文明、最完善的东西”，这种充满着忍让、崇高道德、仁爱和正义精神的“统一的中国法规”，正是中华民族的精髓。而14世纪的中国正值蒙古族统治时期，居然还产生这样的作品，这就说明征服者不但没有改变被征服者的风土习俗，而是恰恰相反。这也就证明了“理性与智慧，跟盲目的蛮力相比，是有天然的优越性的”。伏尔泰以一个思想家的眼光，敏锐地从程婴、公孙杵等人身上看到了这种精神的体现。所以他通过改编《中国孤儿》，力图匡正法国江河日下的道德风尚，推进启蒙运动的开展。因此主题不再是复仇和忠义，而是理性、仁爱；不再是充满悲剧的氛围，而是洋溢着和解和道德的光彩。 　　在技术方面，伏尔泰遵照新古典主义的“三一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