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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民俗”――民俗学视阈的拓广 　　以农耕技术民俗为学术目标,触及了我国民间最基本的文化体系,选题不仅呈现开拓性意义,而且为民俗学真正回归生活世界进行了一次十分有效的尝试――从超越物质的精神的学术诉求转向了直接表征生产实践的学术描述。 　　 　　农耕技术民俗的传承与变迁研究 　　詹娜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在民俗学圈内,詹娜的《农耕技术民俗的传承与变迁研究》一书的出版很是让人觉得新颖。当人们趋之若鹜于庙会、宗族社会、民间礼仪和各种祭祀活动等事象,以技术民俗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选题委实罕见。 　　“技术民俗”学术概念尽管不是詹娜率先提出的,但在国内,是她首次将其全面诉诸学术实践。尽管物质生活民俗早已进入民俗学视阈,但直到今天,民俗学界仍然偏重意识形态层面的文化传统,而很少顾及民间生活形态。即便是关注民间物质,也总是在其意蕴和内涵方面下工夫。 　　技术民俗是民间最主要的生存方式,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知识和手段,也是最重要的地方传统。农耕技术民俗属于“农业生产常识”,这是一个农业社区正常的人所具有的,可以用以维持社会地位和生存状态的知识或信念,一般具有普遍性、直观性、实践性、实用性和易模仿等特点。这些特点可以归结到一个平常的词,就是“平常”。在现代社会学领域,由常识和日常生活构成的世界,被认为是最高的实在。在国内民俗学界,学者们热衷于“非常”世界的经营,即爱好对“节日”时段的解释,而面对漫长的非节日时段却熟视无睹,觉得无须解释抑或无力解释。长期以来,技术民俗作为人们习以为常也理所当然的“平常的事实”,自然就被学术实践忽视掉了。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耕技术自然是最具普遍意义的民俗事象,也是生发其他民俗事象的背景性知识。这种背景性知识早已内化在我们的思维和行动中,成为我们面对事物的参照系,还是民俗学学科现代性的重要维度。以农耕技术民俗为学术目标,触及了我国民间最基本的文化体系,选题不仅呈现开拓性意义,而且为民俗学真正回归生活世界进行了一次十分有效的尝试――从超越物质的精神的学术诉求转向了直接表征生产实践的学术描述。 　　以往的民俗学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把陌生的变得熟悉,而詹娜的学术取向则是将熟悉的变得陌生。这部专著所考察的地域是辽宁省东部山区的沙河沟村,面对当地家家都有的并且可以随意使用的农具,面对当地人都能掌握、解释和年年都在重复的生产技术及过程,民俗学能够做什么和需要做什么呢?如果仅仅是将当地农业生产技术当做谋生手段的呈现,复写无血无肉的生产程序和过程,那就落入墨守成规的民俗志俗套。詹娜采用了身体参与性的民俗志制作范式,一方面图写当地农民如何具体操作农耕技术,他们在农业生产的实际活动中获得了农民身份的自我确认,并通过农耕技术的实施和表演,也获得了创造精神宣泄和能力炫耀的快感;另一方面,努力记录当地人对农业技术的理解、传授、记忆和叙述,即便面对简单而又平常的农具,作者也恰到好处地给予了“陌生化”的观察和处理。论述了农具并非单纯的用于生产,还进入了当地人认同、象征和情感的意义世界;农具不仅仅是当地人皆知、没有深度的社会经验和操弄对象,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当地人对待现实与传统的一种态度,一种世界观、价值观,一种思维方式,是当地人生活世界的基本行为图式。 　　当然,专著论述的中心是农耕技术民俗的传承与变迁的问题,农耕技术作为当地人基本的生存手段,本身就能形成具有强大惯性的传承动机和变迁的法则。但技术并非只是功利的理性的传导,技术知识的传与授,是一个心灵感悟的过程;长辈的示范与晚辈的仿效既是社会责任、义务,更是一种信念、情感和对生活的执著。农耕技术传承和变迁是生存和生存体验的本质体现,当地人是在技术民俗感性的世界里寻求到生存的方案和自我满足的。詹娜充分体悟当地人那种农耕技术人性化的境界,强调当地人作为技术行为主体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在沙河沟村,农耕技术尽管不发达,人们的生存尽管依靠技术理性的支持,但是当地人生存的真正本质却不在技术的先进,而在于对传统农耕技术的精神依附和眷恋。詹娜的书写成就排除了技术理性的规则,突出了当地人在感性存在和感性满足方面基本的技术权利;富有创见地说明了民间的现代感性并非只显现于口头文学与口头艺术表演之中,而更多地体现于农耕生产这类日常生活之中。 　　由此可见,这部专著值得称道之处,不仅填补了我国农耕技术民俗志深度书写的空白,而且提供了民俗志“感性学”书写的范式,将田野的感官直接转化为新颖的学术话语,而没有顾及甚至有意摈弃了社会学和人类学时髦的权威性论调。专著突破了以往民俗学学者只能在庙会、宗族社会、民间礼仪和各种祭祀活动等事象中寻找情感纽带的严重局限,真正拓广了民俗学学科书写的视阈,实践性地消解了民俗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颠覆了传统、文化和精神等与技术、常识之间的藩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