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的祛魅.docVIP

“速度”的祛魅 　　正是这种物质主义倾向将都市人的观察力限制在统一的速度指标上，而“降速”便成为城市中一种破坏性的力量。降速之后的观察者可以克服人群的匿名性，在日益趋同的速度感和时间观念之外，获得更多个人化的异质体验。 　　 　　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美]理查德#8226;利罕著，吴子枫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在理查德#8226;利罕看来，城市既是一个物质现实，又是一种心灵状态。阅读城市，就是解读城市化了的自我，也是从内部了解城市的过程。为此，他梳理出一种城市如何被文学“表述”的历史，并启示我们：城市和文学文本已然有着密不可分的共同历史，对城市的阅读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文本阅读。沿着这一思想轨迹，我们回归本土文化现场便可发现，新文学从诞生伊始就已经吸纳了“城市”这一崭新的话语资源，这使中国文学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开创性变化。文学操作者们通过对城市的抒情与缅想，表达现代化的思想体验，其标志便是由城市文明催生而出的现代速度观念，这在新诗中表现尤甚。 　　对于习惯在稳定、凝固的静态自然文化模式中寻求诗意的文人来说，西方城市文化所蕴涵的时间与空间意识首先带来了观物方式的巨变。郭沫若、李金发、徐志摩都有过在行驶的火车上观物的类似经历。乡野田园被列车的速度连带形成流动的卷轴，传统风景因速度的裹挟而产生“异变”。郭沫若曾向宗白华讲述过自己在日本的经历，他和田汉从博德乘火车前往二日市、太宰府，诗人叹道：“飞！飞！一切青翠的生命灿烂的光波在我们眼前飞舞。飞！飞！飞！我的‘自我’融化在这个磅礴雄浑的Rhythm中去了！我同火车全体，大自然全体，完全合而为一了！”从这些话语中，我们可以体味出诗人自身的审美现代性追求与机械速度体验的契合，其“近代人底脑筋”与“工业文明”融会之后，新的感觉形式应运而生。与汽车相比，火车凭借其摧枯拉朽似的速度感，更容易构成宏大历史叙事的物质象征基础，它那种穿透原野的巨大声势，显现出机械力量对传统静态田园文化的碾压与颠覆。诗行中每一句话的意义方向都极为一致，这便是御速而行的目的地――融合时代与民族愿景的现代都市。在未来主义者马利内蒂等人看来，机器必将重绘欧洲文化版图，而火车或汽车则成为摆脱历史制约最有力的形象。现代中国文人钟情于速度的快感，并试图超越儒道传统中那种追求“静”的文化精神；而他们所歌颂的，正是疾速状态中所蕴涵的“动的文明”。如未来主义者一样，汽车的疾驰，工厂机械的噪声，火车站的鸣响，飞机的推进器，铁桥的辉亮，战斗舰的黑烟等，都是他们艺术的题材。于是，世界获得了一种新的美――速度之美。 　　我们注意到，无论是现代文学，还是新时期文学，诸多抒情者不约而同地在文本中抒写对“速度”的崇拜之情，其中氤氲着强烈的国家富强观念。绿原在1985年作有《现代中国，仲夏夜之梦》一诗，主人公驾驶国产的“火箭”牌摩托疾驰于高速路，竟然一下子超越了诸多丰田、奔驰、福特、雪铁龙轿车，一跃成为新世纪的领跑者。这里的能指与所指一目了然，与其说是为了在高速公路上体验国际化的飞驰，倒不如认为是“赶英超美”的理念再现。当北京第一条地下铁道开通时，众多诗人纷纷为这一现代化交通工具咏唱赞美诗，甚至喊出“哦，我的地下铁道！/多少人等你等白了头”这样的咏叹调。无论是“摩托车”还是“地铁”，都是现代化的技术性符号，并指向一种速度感。高速的路网、地铁的隧洞，正是从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政治现代性向以经济发展为动力的经济现代性过渡的空间。在空间挪移中，现代速度符号这类有形的、易辨的意象便成为抒情者感知城市最有效的材质。 　　在当代文学领域，交通意象依然积聚了知识分子对其生活世界和思想世界的所有观念。不过，随着城市变得越来越趋向于物质主义，以及作家个体精神时空与国家意识形态观念的日益疏离，他们对“速度”的认知也不再单纯地聚焦于正向的价值肯定，文学想象中开始出现针对“速度”的敌意。作为思想建筑师的诗人，他们往往能够比民众更为敏锐地捕捉到“提速”的快感。同时，其快感也如昙花一现般难以为继，因为任何现代速度内部都蕴涵有权力的运作，这样的权力加诸抒情者心灵之上，便令其产生层层压迫感。于坚在《便条集#8226;149》中表达了抒情主体对“汽车”的愤恨，作为“反感”契机的“汽车”，象征着某种超越性的东西，它所引领的速度成为现代人无法规避的权力。这就是说，主人公由于遇到带有超越性的力量，才引起认识主体脱离赋予它的现实（包括自身在内）。在这里，“赋予它的现实”就是速度社会的野蛮规则，而“认识主体的脱离”则来源于“我身体的反感”。诗人不再对汽车这样的现代符号带有任何技术上的崇拜，他只想从常规的汽车世界中逃脱出来，拒绝被其对象化，然而他唯一能够选择的便是主动降速之后的“步行”（而且是憋住呼吸的步行）。 　　如同巴黎的漫游者用皮带牵着海龟在路上散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