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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村庄的生与死 　　中国在梁庄，梁鸿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1988年，河南一位叫周同宾的作家，为了深入农村、接近农民，开始翻山越岭，走村串户采访。他吃苦受累，耗力劳神，历经六载，写成《皇天后土――99个农民采访记》(1996年初版时改为《99个农民说人生》)。一时洛阳纸贵，“媒体一宣传，颇热了一阵子”(周同宾语)，1998年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1987-1988年间，哈佛人类学学者阎云翔，正在不断修改他手中的一份关于中国乡村生活的研究计划。随后是长达12年之久的田野调查、乡村体验，撰写和修改论著的艰苦过程。 　　2003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著作，《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推出中文版，龚晓夏译)。2005年获列文森图书奖。这本书以中国东北农村的一个村庄(下岬村)人50年间的情感、道德、家庭关系的变迁为研究对象，细致而生动地展现了中国乡村社会中，个人心灵状态和道德体验的历史嬗变，被认为是乡土社会学“向内转”的标志。 　　2008-2009年的寒暑假，中国河南南阳穰县梁庄的人们发现，20年前考学出去的梁庄的女儿梁鸿，又回到村里，并常住下来。她走出书斋，走向养育她的大地，走进她生活过20年的村庄。她走访村民，陆续展开了她对乡村社会的“再进入”、“再体验”、“再观察”和“再思考”。2010年，出版了她的作品《中国在梁庄》(以下简称《梁庄》)，同年获人民文学奖等奖项。 　　三部作品的差异是明显的。《皇天后土》“风格独特、简短有力，每一篇都深入到了农民生活的内心世界……读起来不仅是感动人，而是短短一、二千字，往往就能把你震撼得哑口无言。”(《“中原突破”的陷阱――阎连科、梁鸿对话录》，载《小说评论》2003年第1期)《私人生活的变革》则被认为是“一部杰出的乡村民族志。”(列文森图书奖授奖词)《梁庄》则同时受到了社会学界和文坛的赞誉(如社会学者温铁军认为此书是“最近三十年‘被’消灭的四十万个村庄的缩影。”作家阎连科说：“在优美的散文抒写中读到了令人惊诧、震惊的中国现实；在残酷、崩裂的乡村中感受来自都市和欲望的社会挤压。这是一部具有别样之美的田野调查，又是一部与众不同的纪实文本，更是一扇认识当下中国独具慧眼锐思的理论之窗。从这里，正可以触摸今日中国与文学的心脏。”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说：“梁庄质疑、修正了关于农村的种种通行的定见。不曾认识梁庄，我们或许不曾认识农村，不曾认识农村，何以认识中国?”――《中国在梁庄》封底荐语。)。 　　然而异中有同，无论文学还是人类学，它们都注重近距离的体验，长期的生活感受，直接或迂回曲折地试图进入作为独立主体的研究对象。三位作者都把问题聚焦在乡村社会，聚焦在普通的人身上，尤其是他们的复杂又单纯、坚强又脆弱的心灵世界在历史巨变中的颤动。文笔优美，极具可读性也是三部作品的共同点。为了更好地理解《梁庄》，不妨把它看做是一部介于文学写作(以《皇天后土》为例)和民族志写作(以《私人生活的变革》为例)之间的著作。 　　如果说周同宾的散文集《皇天后土》，描叙的还是物质主义、技术理性刚刚兴起时期(改革开放初期)，古典意义上的乡村秩序还勉强维系着，那么《梁庄》则展示了20多年后(改革开放30年来)一幅不容乐观的乡村社会剧变，日益凋敝的图景：整体社会结构的分崩离析、家园感的丧失、传统伦理谱系的崩溃、社会问题丛生、各种矛盾交织一起。 　　外部的经济冲击和现代化的技术理性是中国乡村社会剧变的直接力量。像许多中国的村庄一样，梁庄村的河流污染，生态恶化，人们生活在“黑色的淤流之上”，触目惊心却又司空见惯。急功近利的政策和政策的失误造成的种种恶果，中国“梁庄”的人们在无奈中默默承受。 　　温饱之后，更多的人们挣脱土地的束缚，因为更大的物质刺激来自城市。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城市(农村留下的是“老弱病残”，所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在书中有典型呈现)。然而他们处处面临着尴尬：由于严格的城乡户口制度，他们只是“暂住”城中，早期野蛮的收容制度随时可能把他们遣送回家。然而，家也早已不是原来的家。像“梁庄”一样，村落内部结构已经坍塌，第一代打工者在挣钱之后，“还愿意在村庄盖房子，那里才是家”。对新一代农村青年而言，城市依然是个壁垒性存在(如书中志毅的话“再也不去北京过那种非人的生活”)，缺乏真正的归属感，同时人们对乡村的家园感也日渐淡薄。这造成了“他乡就是他乡，故乡不再是故乡”的尴尬情势。书中梁鸿称之为“双重的精神失落”。这是深层次的精神与价值问题，作者以她文学的敏感和学者的锐利，直指问题核心。 　　诗人于坚在一次访谈中说，“我在上世纪80年代写诗的时候，就开始有对故乡的失落感了。但那时候是很淡的，……不像今天这么强烈，今天整个故乡世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