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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林业工人的故事 　　伊春给我的印象是它的清冷和落寞。我抵达时是傍晚七点，步行街上人群稀稀落落，商店几乎全部打烊了，在大部分城市，这正是最热闹的地点、最喧嚣的时刻。在等待本地的朋友时，我坐在一家蛋糕店门口发呆，它是整条街上最后一家小店，店门口的高音喇叭一直在循环播发同样的短语：蛋糕麻花小甜饼……朗诵者的语速过快，甚至懒得有标点符号。不知疲倦的重复，是中国商业社会最重要的推销手段，从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的广告，到卖鞋和杂食的街头小店，他们都笃信“三人成虎”的古老训谕。 　　步行街上有着一条又一条的跨街广告，我眼前的那个来自“东方典当行”，它引诱客户的手段浓缩在对称的顺口溜里“天天辛苦跑银行，不如找我来帮忙”。那是个奇特的傍晚，对面的楼房墙面班驳、墙皮脱落已久，天空逐渐变黑却仍旧蓝得透彻，不知为何盛夏的时节，空气却飘荡着一股冬日的萧瑟与感伤。就在我吃到最后一根麻花时，步行街旁的大笨钟开始报时了，出人意料的是，报时的音乐是《东方红》。一瞬间，我被带回到了20年前。那时，我生活在一个集体主义气息浓郁的军队大院中，清晨六点有起床号，傍晚是下班号，我们在食堂里喝粘稠的米汤、拼命的吞咽加多了食用碱而变黄的馒头，大院里的人们来自五湖四海、操着不同口音，被一种外在与内在的纪律性所维系。在黑龙江稍微呆得长一点，我就体验到这种大院气息是多么浓郁。这里的很多城市不是自由生长出来的，而是移植来的。整整两代人，他们有着不同的性格、家庭背景、光荣与梦想、口音与口味，却被塞进了一个窄小的空间，为同一个目标服务…… 　　出生于1954年的孙铁军是那股潮流的产物。我看到他时，他正挑着一担水从院子里出来，那连成一片的由木板、泥浆、砖头搭建的建筑群分布在半山上，与山下的市区形成了对比，这算得上是贫民窟。孙铁军是我旅行中第一个深入交谈的对象。他看起来四十岁左右，消瘦的脸上流露着一股淡淡的忧伤。早晨9点的伊春，空气清新，似乎可以荡涤掉我肺中残留的所有北京的废气。阳光则穿过轻轻的云层，暖洋洋的打在身上，皮肤干爽，甚至感觉得毛孔的呼吸。伊春是小兴安岭的中心城市。它的木材和大庆的石油、鹤港的石油、建三江的黑土地一样，是火热的新中国建设的象征，充满着“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豪情。它们也是黑龙江省给当代中国留下的最深刻印记――它的丰沛资源是新中国的建设的发动机。就像大庆产生了王进喜一样，马永顺则是伊春的象征。 　　铁军的父亲曾在朝鲜作战，1958年分配到伊春市的百货公司作业务员。这座城市也差不多在那一时刻建立起来，本城人自觉地将自己分成两类：“林业的”、“商业的”。前者采伐树木，后者则为这一群体提供服务。他们也经常相互交织在一起。作为四兄妹的老大，铁军1969年成为了一名林业工人，在山中熟悉了透光、打带、清林这些工序，每月挣33块，接着他成为了一名卡车司机，开着解放牌汽车运送被砍伐得整整齐齐的圆木。他1977年结婚时，伊春迎来了她最繁荣年代。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全国大大小小的政府、公司都派代表前来此地，都试图获得一批木材，中国正重新开启经济建设的浪潮。“所有的人都有工作，外地人到处都是，什么人他们都求”，铁军的母亲也突然插进谈话。这个神情淡定的老太太正在窗外抽烟，香烟夹在她左手的食指与中指之间，姿态异常潇洒。之前，她一直在向我抱怨作为军属的她，每个月只能领到100多元的补助，对于一名抗美援朝老兵的遗孀，这实在令人心寒。 　　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最寒冷的时刻来自于1993年。那时，林场的繁荣已经逝去，因为长期没有节制的砍伐，它经常是滥砍滥伐与盗砍盗伐，生长了数百年的森林开始萧瑟，它需要新的休养生息了，我看到了那片生长了40年的杉树，它们纤细得像个成年人的臂膀。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开始了，孙铁军对此进行了心理准备，这是全国性的潮流，不仅是他个人面临这样的变化。 　　结果仍令他吃惊。他一家四口，除去母亲外，他的妻子，他的女儿，和他自己都在林场的国营公司工作，分别属于财务科和保卫科。“我做好了家里有人下岗的准备”，铁军回忆说，“却没想到了三口人全部下岗了”。他的整个青春时代都奉献于此，整整25年的工龄最终以1万8千块钱作为了解，他这些岁月的交代。这是个一刀切数目，令铁军耿耿于怀的是，似乎他这些将近30年的工人，和那些只10年的工人，所得到的赔偿没太多区别，10、 20年的人生没太多的价值。 　　那真是段难熬的日子。“工人就像笼子里的鸡，放出来之后它还会围着笼子转。”孙铁军与其他下岗工人一样，他们在国营的气氛中成长，他们的家庭、爱情、事业、娱乐，都在一套模式中，而且他那时已人到中年，生命开始由强壮滑向衰弱。 　　“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害怕”，我们见面时已是2007年8月，整整15年过去，他似乎仍未完全从当时的震荡中走出来。一家四口的生活，他要自己交纳养老、医疗保险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