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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行政法上的实质性证据标准 　　【正文】 　　导言 　　法院审理案件事实，仅仅是为了查明事实真相吗？曾经有一个时期，对绝对真实性的追求占据了 中国 诉讼法学界的主流。[1]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学界普遍认识到“客观事实”与“ 法律 事实”的差异，从观念上摒弃了对绝对真实的追寻，在操作上肯定司法判决依照法定程序和证据规则去认定事实。[2]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论证，法院对事实问题的认定，也可能包含价值的判断。[3]在本文中，我想进一步提出，对事实问题的司法审查涉及到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因此，它不仅仅是一个事实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它还是一个权力分配的问题；法院审查行政事实时，应当意识到自己在权力结构中的限度。 　　民事和刑事诉讼法学者讨论的注意力主要放在证据的来源、形式和递交等问题上，较少涉及不同法律部门之间在事实认定上的权力关系。在讨论行政诉讼事实问题审查强度时，这个问题才被凸显出来。 　　中国自从行政诉讼制度建立之初到现在，法院对行政机关所认定的事实进行频繁、深入而几乎没有穷尽的审查。根据对《人民法院案例选》的统计，在法院撤销行政行为的判决中，有一半援用了“主要证据不足”这一理由，其中在五分之一强的撤销判决中法院以此作为唯一理由。[4]在强调“以事实为根据”的观念和追寻“客观事实”的目标下，法院对行政机关所认定事实进行全面、深入审查[5]，几乎没有限制和节制。一个官司从基层法院打到最高法院，事实问题可能仍然纠缠不解，而最高法院似乎也乐于对事实问题作出再次认定。[6]一位德国的比较法学者指出，中国法院对事实问题的审查非常宽泛，以至有“重复行政程序”的功能。[7]虽然中国法院在具体案件中对待事实问题的态度缺乏统一标准，但上述判断还是大体反映了行政诉讼的基本状况。 　　在理论界，多位学者在区分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基础上，主张法院在事实问题的判断上应当采取“弱式审查”，对于行政机关的事实认定给予一定的尊重。[8]朱新力教授分析了事实问题所包含的多样形态，认为对事实问题的审查实质上是个（合法性基础上的）合理性问题，法院切忌以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实结论代替行政主体的事实结论。[9]一些学者进而提出，针对案件具体情况，法院应当分别确立规则审查、合理审查和严格审查标准。[10]但也有学者对此颇感犹豫。杨伟东教授认为，从法制 发展 趋势来看，中国确应将行政决定中的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进行区分，但从行政法制度现状来看，目前并不具备英美国家区别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降低对事实问题审查标准的条件。[11] 　　在前述讨论中，多位学者提到并主张借鉴美国的实质性证据标准（substantialevidence）。但目前为止，还没有见到对该标准深入的介绍。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下面将以美国司法审查历程中的一个经典案例——环球照相公司案件——为例，结合事实问题审查的制度背景，展示美国法上实质性证据标准。选择个案讨论的方式，是考虑到对事实问题的审查标准是个操作性很强的课题，放在具体的案件中展开讨论要比抽象的谈论更容易让人领会。 　　在理论和实践上，美国法院对行政行为事实问题的审查标准有好多个，包括重新审查标准（trialdenovo）、独立判断标准（independentjudgment）、明显错误标准（clearlyerroneous）、实质性证据标准等等。[12]随着《联邦行政程序法》的规定，制定法层面上的审查标准统一为三个，即法院重新审查标准、实质性证据标准和“恣意、反复和滥用自由裁量”标准。[13]在这些标准中，适用范围最广泛、运用最频繁的当属实质性证据标准。实质性证据标准也涉及证据的可接受性问题，特别是传闻证据的可接受性问题[14]；但更多的时候，它涉及对相互缠绕和冲突的各种证据（包括言词证据）的证明力评估问题。下面讨论的环球照相公司案是一起劳动争议行政裁决引起的案件，涉及的就是实质性证据标准下的事实评估问题。 　　一环球照相公司案件基本案情 　　环球照相公司案件起因于环球照相公司开除一名员工查曼（Chairman），法院审查的是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NLRB）对相关争议的裁决。案情的焦点是，委员会裁定公司解雇查曼出于报复，是否有实质性证据的支持。在这一点上，委员会内部的审查官（examiner）和委员会的意见不一样，联邦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的态度也不一样。面对各种证据的缠绕，联邦最高法院厘清了实质性证据的含义，并由此确立了此后半个多世纪实质性证据审查的操作基准。 　　查曼是公司维修部的助理工程师，职责是监督维修部的员工。他于1944年1月24日被公司解雇。他指控公司解雇他是因为他在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先前的一个听证会上，做了与公司管理层意见不一的证词。在罗斯福新政期间制定的《全国劳动关系法》（即《瓦格纳法》）允许员工与公司开展集体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