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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被符号美学冲淡的历史 　　“他的光辉成就并不在于取得胜利，而在于将现实化为符号，胜利与否已并不重要。”――福柯论格瓦拉 　　 　　福柯评论切?格瓦拉的这句话，成为了格瓦拉在流行文化中大行其道的护身符。当那个戴着贝雷帽的波普头像不断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中闪现的时候，古巴革命的现实本身已经变得模糊。可以说，古巴革命50周年的历史，就是绚丽动人的符号美学如何冲淡革命本身那股子血雨腥风的历史。幸好，一切有影像作证。1月6日至30日，《古巴革命――古巴摄影40年》图片展现身于德国慕尼黑莫勒美术馆，展出了近350张上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的古巴题材黑白摄影作品。照片的征集者们花了近10年的时间往返于古巴与外国之间，有些照片的摄影师(如艾伯托‘科尔达，格瓦拉头像的原作者)已经作古。这次展出是这个图片专辑的首次公开亮相，就已惊艳四方。 　　而由于古巴革命中的三位主要英雄人物――切?格瓦拉、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卡米洛?西恩富戈斯无论从身高，胡子、相貌都颇为相似，所以很多照片中的人物很像是同一个人，而我们也通常是通过一个象征人物来指代古巴革命或整个古巴，国际问题中用卡斯特罗，文化艺术中就用切?格瓦拉。 　　 　　所以，无论是古巴革命还是古巴，都在艺术中被淡化，被简化了，成为一个“反抗者”的符号。每当摇滚青年穿起印有格瓦拉头像的衣衫时，就会想到古巴与自己的反抗经历，尽管他可能并不认识卡米洛?西恩富戈斯。两大阵营的冲突，拉丁语族人思维中的热烈与冲动因子，几位胡子帅男的个人魅力，对殖民者的长期仇恨等等纷繁复杂的足以促成古巴革命的因素，都在格瓦拉的波普头像中得以简化，并因为简化而得以流传。 　　古巴革命成功的第二年，1960年，卡斯特罗亲自开车，带着萨特在古巴乡间兜风，萨特问到革命的目的，卡斯特罗说是为了人民的需要。萨特反问，如果人民管你要月亮呢?卡斯特罗说，那是因为他们需要月亮，但他却没有解释到哪里去搞那么多的月亮。 　　如今，许诺月亮的卡斯特罗依旧健在，但担心月亮供货问题的萨特却已作古。许诺永远比谋划执行动人，影响力也更持久或许这就是艺术会比历史长青的原因。 　　而本次图片展的最动人之处在于，它向人们展示了日常生活中的古巴和古巴领导人。沉思中的格瓦拉，在鲜花装饰下的坦克群中举行婚礼的新人，沉静面容丝毫未受革命炮声惊扰的老妇人等等，这才是最真实的古巴，比历史书中，格瓦拉传记电影中的古巴都更真实，更有意义的古巴。这段特殊的历史从来没有被完整地呈现过，每次，我们只是得到了一个侧面而已。而正因为对那个时代的古巴进行了最亲近，最自然地捕捉，这些照片才成为了杰作。革命与历史，不需要反光板与摆拍；所以，格瓦拉那张满身血渍却目光炯炯、卷发依旧的照片、就显得格外迷人。 　　同样在1960年，哈瓦那一个丧礼上，靠着拍摄时装摄影出身的摄影师科尔达，拍到了切?格瓦拉头戴黑色贝雷帽，眼神充满不屈斗志的照片，科尔达将这幅令他登上事业高峰的照片命名为《游击英雄》。它也成为古巴革命最著名的照片。后来，这张照片就作为波普文化的重要符号流传全世界。 　　科尔达事后回忆说：“切?格瓦拉并不知道我在拍他，当时我距离卡斯特罗的讲台约八至十公分，切?格瓦拉突然走到栏杆前，出现在镜头里，他的神情令人难以忘怀，只持续了约十秒。”而科尔达当时所属的《革命报》并不欣赏这张照片，科尔达只好将照片送给了一位意大利出版商费尔特里内利。6个月后格瓦拉在玻利维亚丛林被捕遇害，费尔特里内利发行了大量印有格瓦拉头像的海报，大力推动了格瓦拉形象在全球的影响。于是，这张照片成为了波普艺术中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一个流行文化的图腾。这再次说明，偶然性在摄影甚至艺术中是多么的重要。格瓦拉的突然闯入镜头，就像是他在牺牲之后突然地在文化崇拜中风行一样，都不是刻意之作，却成为了传奇。然而，按照福柯的说法，格瓦拉将现实符号化了，但之后的人们也将格瓦拉符号化了，将他变成了一尊只会反抗的神，尽管在他的传记电影中也有他风流的一面，而那仅仅是一种为了满足影院里喜欢爆米花加可乐的观众的口味，真实的切，或许只有在这次图片展中，才得以窥见一斑。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神化与臆测之后，这组照片的意义就在于将一个被流行文化甚至是消费文化所挟持、所扭曲、所刻意打造的格瓦拉拉下马，将一个说旅行就头也不回地去旅行，摩托车报废了就徒步旅行的格瓦拉，将一个放弃高官厚禄不享，跑到丛林里去打游击的格瓦拉，将一个向中国要电台，想要向全非洲广播他的革命思想的格瓦拉，将一个最爱聂鲁达诗句的革命诗人格瓦拉，一个狂妄的、激情的、理想的，冲动的、意志强烈的，内心强大的，生活中面带微笑的格瓦拉，重新带回到公众的视野，还原一段被符号美学冲淡了的古巴革命历史。“我最喜欢海员式的爱情，接个热吻就匆匆离去。”这是格瓦拉最喜欢的聂鲁达的诗《海员》中的句子，这句话也在冥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