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关于张善琨评价的梳理及简要分析.docVIP

对《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关于张善琨评价的梳理及简要分析 　　内容提要　上海电影大亨张善琨对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电影乃至中国电影有着重要的影响，然而因为其在后孤岛时期出任“华影”(汪伪政权组建的“中华电影联合股份公司”)的副总经理和制片部主任等职而倍受非议，其推行的商业化的娱乐片制作方针在进步人士看来也相当具有政治上的可疑性，因此一直以来理论界对其评价不高。本文主要对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中涉及张善琨的评价做一个简要的分析。 　　关键词　张善琨　民族主义　娱乐片 　　 　　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中涉及张善琨评价的主要有两个部分，一是其第一卷第五章的第四节：新华影业公司的成立及其出品；其二是第二卷第六章的第五节：“孤岛”电影运动和敌伪对电影的垄断。书中对于张善琨的评价是非常明确的：“十里洋场的投机家”、“汉奸”是基本论调，对于其在上海的电影活动也基本持否定态度，将其看作是“敌伪电影的逆流”。而张善琨在新华时期所出品的一些国防电影，也仅仅被看作是由于进步电影工作者的介入和张善琨投机性的双重作用。 　　 　　一、片面的民族主义的立场 　　 　　《中国电影发展史》对于张善琨的评价是建立在民族主义立场上的，以那一时期通行的敌我、善恶的二元论为基础，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然而站在现时的立场上重新回顾那一时期的电影生产和张善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时，我们会发现其中有许多历史的褶皱被过于轻易地抹平了，大量需要考虑的政治文化背景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被简化成为简单的民族矛盾，电影的本质也似乎只剩下意识形态的一种工具。而当我们将这些要素重新放回到对张善琨评价的坐标系中去时，另一个面向的张善琨则将重新从历史中浮现出来。 　　张善琨在投身电影业之前做过烟草业的宣传、戏院的经理，对于产品营销有着不一般的敏锐度，而和上海黑帮的联系，也帮助他建立起了必要的人脉关系，所以新华影业公司才能在有明星和联华两大电影公司垄断的局面下，迅速崛起。因此从一开始，张善琨就是以电影企业家来定位的，他考虑更多的是影片的盈利，这和左翼电影人带有强烈救亡色彩的入行目的截然不同。也有不同资料表明，张善琨在上海沦陷后之所以没有逃亡内地，是因为他不看好内地电影业的发展空间，不论是国民党政府控制下的国营电影方式还是左翼领导的抗战电影方式，都不适合他期待的电影事业的发展。 　　在《夜半歌声》、《貂蝉》等片获得巨大成功之后，张善琨又推出了古装历史大片《木兰从军》。这部片子在上海连映83天，打破了上海电影业的票房纪录，并在社会上也获得了很好的评价。《中国电影发展史》对此片也花费了颇多笔墨进行分析和评价，认为该片“写出了中国民族反抗侵略争取胜利的愿望和信心，激发了‘孤岛’人民的爱国热情，在当时‘孤岛’的具体条件下促使了一些具有爱国意义的历史题材影片的产生。”然而在书中只字不提张善琨为了该片的创造、营销所做的大量工作，仅仅把功劳归于进步爱国文化工作者。事实上，如果没有张善琨对于市场的把握和对“孤岛”时期观众心理的成功揣摩，以及花大力气推介、营销影片女主角陈云裳，该片可能无法获得如此大的影响力。 　　 　　二、“双重敌化”背后的真实 　　 　　此外书中漏掉了有关《木兰从军》的很重要的一个史实，那就是重庆焚烧《木兰从军》拷贝事件。作为抗战的大后方，聚集在重庆的文化精英始终对上海的文化人抱有怀疑态度。在非黑即白的评判尺度之下，如果电影不是为抗日服务的，那么就是投敌的。一部被认为是爱国主义的影片在“孤岛”上海和自由中国的大后方受到了差异如此巨大的区别对待，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木兰从军》的焚烧事件实际上折射出那个年代上海电影人所面临的政治文化和道德的困境，张善琨在接受香港杂志采访时曾这样表达自己的情绪：“在目前中国电影界最困苦的时期，非惟不能得到后方的人们的策励，还发生此等不幸现象，使人十分遗憾。” 　　而张善琨在后孤岛时期则在“中联”(中国联合制片厂股份公司)、“华影”当中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对于那一时期上海电影生产的面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此外还有一个重要人物为川喜多长政)。《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对于这一时期出现的娱乐片风潮一概贬斥为“汉奸电影”、“反动电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一小撮无耻汉奸出卖祖国的滔天罪行”。但是一个颇为吊诡的历史史实是，1945年，张善琨先是被日本宪兵队逮捕，随后在逃往“自由区”浙江屯溪的过程中被国民党军队抓捕。张善琨被“双重敌化”事实上也反映了其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复杂特殊的历史作用。我们依然无法从单一的判断标准出发来评价其所作所为。 　　 　　三、娱乐片风潮 　　 　　对于这一时期的娱乐片风潮更多地需要考虑电影创作者的创作环境。在1941年之后，日本加紧了对上海电影业的控制，但是无力再像“满映”那样建立起庞大的制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