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抱一种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docVIP

怀抱一种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 　　读《王氏之死》之前，我刚好看完一本有关中国灾难史的书。在崇祯吊死景山的头一年，京城爆发了一场鼠疫。台湾明史专家邱仲麟考证出当时北京因之锐减四分之一人口，及至闯王大顺军兵临城下，内城每五个城垛才摊派上一个士兵，且“鸠形鹄面，充数而已”。大明帝国国都抵抗疾病灾难的能力可见一斑，由此，帝国最低级行政单位的县城、乡村遭遇天灾人祸的情景不难想象。《王氏之死》开篇便罗列了17世纪山东郯县发生的灾难，地震、水灾、蝗灾以及随之而来的饥荒和民变、匪患。满人替代汉人掌管了天下后，底层人民的生活并无根本性的改观。明末时，郊县人口一度超过2027，到了1670年，只剩约627。登记在册的耕地减少了三分之二。郯县是典型的最普通不过的中国乡村，没有诞生什么名人，经济比较单一，人民老实得近乎懦弱，即使死亡当头，也无揭竿而起的叛乱行为。在可以找到有关郯县历史记录的县志和笔记中，居民的生活状态被呆板地固定在习惯格式里。而史景迁，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美国人，欲从中发掘明人个体的具体人生，人民“如何在眼前这个看似崩解的世界中，求取肉体和道德的基本生存”。他还试图进入一个没有文化教育、缠小脚的妇人的内心世界。为此，他不惜在一部到处引用史料的书中，请来以说鬼故事而闻名于世的蒲松龄帮忙。在史景迁看来，蒲松龄具备中国古代史官后天缺乏的优雅和力量(在司马迁以后，此种人文关怀日趋淡薄以至于无)，前者的文学虚构，形象地反映了山东平民乃至整个中国平民的情感与梦想。 　　郯县是农业县，主产小麦和高粱，以及一些适合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生长的常见的农作物和水果蔬菜。人民以土地税和丁口税(约每六人中一人为一丁，从十六岁纳税到六十岁)的形式向地方和中央政府纳税，另外还有可用金钱来替代的徭役。理论上的郯县税赋并不沉重，但实际上所课征的税，多如牛毛，就连将缴税的铜钱变为法定的银两也要抽取“火耗费”。郯县的土地质量被官方评定为九点割中的最低一等，落后的生产方式和连年不断的天灾人祸使郯县人口与耕地不断减少，到1670年，郯县连续16年拖欠税款。郯县地处交通要道，此种先天优势在郯县反而成了累赘，它增加了维护道路和驿地系统的费用，这势必要被转嫁到人民头上。 　　以上便是明末清初时郯县的大致情形。艰难的日子使郯县人民陷入生命的虚无，“地方凋瘠百姓贫苦，原不知有生之乐”。家庭暴力和自杀随处可见。面对如此生存环境，最为弱势的妇女几乎没有还手之力。法律并没有给妇女提供实际意义上的帮助和保护，有些相关条款甚至起到相反作用。在民间和官方的道德衡量系统中，如你所知，有幸被《郯城县志》记载的56位女性，无一不是地方贤能之士(男性)眼里的理想女性。有些竟是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其中有15位女性为忠于丈夫或避免遭受强暴而自尽。王氏则作为一个显著的异端――抛弃丈夫，与情人私奔，在途中又被情人抛弃，本来可以在家乡的边缘地带了此残生，却因为丈夫的丢了面子而被其掐死――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 　　几乎是循着人性的本能，从严峻的生存环境、苛刻的传统伦理和森严的宗法这些石头的缝隙中，人民对幸福的追求仍然偶尔能生长出来，虽然最终避免不了毁灭的悲剧。“王氏之死”的具体情节并不离奇，雷同的悲剧在这个泱泱古国不断上演，以至于有些看客都厌倦了。史景迁冷峻地重现了王氏故事，在她死时，忽然插入一段离奇的梦境。这梦境来自《聊斋志异》，却出现在濒死的王氏的脑海里。这个不太合理的介入，终于制造了卑微与宏大，苦难与幸福的巨大的、质感的反差。史景迁写中国历史人物，都刻意寻求一种诗意。无论何种人物：知识分子(例如张岱)、皇帝(例如康熙)、高官(例如曹寅)或小人物(例如王氏)，史景迁在忠于史料的基础上，给予他们最大的同情与理解。他将王氏比喻为一颗从海潮中捡起的石头，石头有它的热度，传给握持它的血肉之躯。 　　钱穆的《国史大纲》开篇即说：“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史景迁未必读过该书，但他一定会赞同钱穆的观点。史景迁一直怀抱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这也是我喜爱史景迁的原因之一。 　　《王氏之死》主要以3本书为写作依据。《聊斋志异》就不说了，另外两本书的作者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们是该书的不可或缺的配角。《郯城县志》的作者(主编与主力编撰)冯可参曾任郯县知县，因为处理驿站不当而免职。他是当时郯县拥有最高学历者(进士)，却困顿一生。他个性强硬，是个理想主义者。当他知道偶像李白曾在叛军营内写过诗后，就再也不读李诗了。他对灾难极其敏感，详细记录并引用了郯县受灾的统计数据。黄仁宇指出中国历来缺乏数字化管理，但在这个一生郁郁不得志的帝国小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