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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在文学教学创作中巧用 科学和艺术都在探索真理,但二者有所不同,科学主要在知识的领域里探索,而艺术则主要是在情感的领域里探索。在科学创造中,个人的情感和灵性最终淹没在对共性和规律的探求中。而文学艺术的创造,则是一种无可替代的个人的情感和灵性。有人说:如果没有牛顿,一定会有“马顿”或“羊顿”取而代之,因为苹果总要从树上掉下来,万有引力总要被发现;然而,如果没有达·芬奇、莎士比亚和曹雪芹,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人类还能创作《蒙娜丽莎》、《哈姆雷特》和《红楼梦》这样的不朽之作。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二编谈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时,曾经引用过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的一句名言:“愤怒出诗人”,用以说明“愤怒”在描写现存生产方式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或者在“抨击那些替统治阶级否认或美化这些弊病的和谐派的时候,是完全恰当的”;但“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而只能看做象征”[1][p.189]。显而易见,在这里“愤怒”对于经济科学是无足轻重的,但对于抨击现实、反映生活的文学艺术———“诗”来说,它却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经济科学是靠纯理性支持的,它主要运用抽象思维;抽象思维本身需要的是理智和冷静。而“愤怒”却是情感积蓄的极致,是情感火山的爆发,对于以理智和冷静为思维特征的经济科学来说,它不但不会带来利益,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会形成危害。因为情感的激化,会破坏理智和冷静,干扰对客观数据的精确统计和对经济规律的科学分析。 而文学艺术却与经济科学不同,它主要是靠情感来支持的。必须指出,情感的产生必定受世界观的制约,自然也要受理性的支配;“愤怒”更是主体对不合主观意愿的制度和行为的一种强烈反应,也自然是理性判断的结果,而且分析起来它还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别。但是,文学艺术中的理性却与科学中的不同,它是潜藏在情感或“愤怒”之中的,是与艺术形象融为一体的。艺术的特性决定了潜藏于其中的理性如果稍微游离于形象半步,也会被视为是对艺术形象的损害。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倾向”一样,它愈是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说是情感给文学艺术灌注了生命的活力。惟其如此,不少作家才特别注重情感的因素。托尔斯泰甚至把文学艺术说成是人与人交流感情的“工具”。他给艺术下的定义即是:“在自己心里唤起曾经一度体验过的感情,在唤起这种感情之后,用动作、线条、色彩、声音,以及言词所表达的形象来传达出这种感情,使别人也能体验到这同样的感情,———这就是艺术活动。艺术是这样的一项人类活动:一个人用某种外在的标志有意识地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而别人为这些感情所感染,也体验到这些感情。”他还认为,“区分真正的艺术与虚假的艺术的肯定无疑的标志,是艺术的感染性。”这种见解确实道出了艺术的真髓。 “文学是人学”,人本身是特别富有情感的动物。从心理学角度看,人的大脑机能是特别发达的,而同脑机能发展并行的是人的情感系统的发展。这也和社会行为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心理学家以社会行为最基本的形式———母子依恋为例,来说明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现的人性自然因素:低等动物需要的依恋期很短,有的几乎一生下来就能依赖本能而独立生活,如山羊仔落地就会吃草。但灵长类一般都需要较长的依恋期,如黑猩猩大约需要四年左右,早期人类至少六年以上。脑内组织结构的复杂程度越高,个体发展成熟需要的时间越长,母子依恋的时期也越长,情感系统也随之愈益发达。这样,情感系统的发达在某种程度上便成了人区别于其它动物的重要标志。 心理学的研究还表明,情感活动与位于大脑皮层之下的丘脑、下丘脑、网状结构和边缘系统的神经组织密切相关。其中下丘脑又是控制植物性神经系统的中枢。植物性神经系统分为交感神经系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它们共同控制内脏器官(心脏、血管、胃肠、肾等)、外部腺体(唾腺、泪腺、汗腺等)以及内分泌腺(肾上腺、甲状腺、胰腺等)的活动。因此,当神经兴奋达到皮层下部位时,就会在人体中引起种种生理反应;呼吸、循环系统,骨骼、肌肉组织,内、外腺体以及代谢过程的活动,在情感强烈的状态中(尤其是愤怒、悲伤时)都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说明了情感的力量及其产生的影响。对一个作家来说,情感就决定着他创作的成败。 一、情感因素是文艺创造的动力 法国哲学家、心理学家李博(1839—1916)在《论创造性想象》一书中指出“:一切创造总要以某种需要、某种愿望、某种用心、某种没有满足的冲动、甚至常常以某种痛苦的孕育为它的前提。”尤其是文艺的创造,没有情感的推动,几乎是不可能的。孔子在对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仔细研究后得出结论说“:诗可以怨。”(《论语·阳货》)这里的“怨”就包含复杂的情感内涵:一方面是对当政者的不良政治、贪鄙行为和他们对人民诛剥的不满和谴责;另一方面又指那些在日常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