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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发研究 阐发研究法是用一种民族文学的理论和批评方法去解释另一种民族文学的理论和作品，可以是理论对作品的阐发（解释），也可以是理论间的阐发，（比较诗学）甚至是其他学科和文学间的互相阐发（跨学科研究）。 用西方文学理论阐释中国古代文学 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最先运用这种方法的是王国维，他的《人间词话》是用西方文学、美学理论来阐释中国古代词学理论的典范性著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向来极受学术界重视。 用西方文学理论阐释中国现当代文学 从“五四”新文学开始，作为和文言文相适应的中国古代文论，便停留在已经凝固了的中国古代文学领域。这样，阐发在西方文学直接影响下产生的新文学的任务，自然由西方文学理论来承担，进而扩展到整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 阐发法的基本含义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评论中国文学创作实践，这是一种简便易行、具有强烈的可操作性的方法，也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在面临“五四”以后的白话新文学已经失效时，所必然采取的一种补救方法。 单向阐发法的弊端 叶维廉《东西比较文学中“模子”的应用》（1975） 有一天，青蛙将陆地上的世界描述给鱼听，有的人身穿衣服，头戴帽子，手握拐杖，足履鞋子，水中的鱼脑子里便出现了一条穿着衣服，戴着帽子，翅夹拐杖，鞋子则吊在下身的尾翅上的鱼；青蛙又说，有飞的鸟，鱼的脑中又闪出的是一条飞鱼；青蛙又说，有车，带着四个轮子滚动，此时鱼的脑中出现的是一条带着四个轮子的鱼。 阐发研究与中国学派 刘象愚认为阐发研究是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之外的第三种比较研究的类型，并以此研究方法为基础建立中国学派，受到很多学者的批评。 杨乃乔认为，阐发研究实际上乃是在平行研究基础上衍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研究方法，在本质上仍然没有超越美国学派所倡导的平行研究的范围。 例子：叶嘉莹析《行行重行行》 我以为诗歌之所以引起含混模棱的现象可以有三种因素： 其一，由于表现的工具——文句的读法和语义所能引起的解释之分歧； 其二，由于表现的内容——作者心中之意识的活动之难以确指； 其三，由于表现的效果——读者心中所以引起的感受与联想之反应的不同。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共相与个相 离别之情是一般人类所共有的一种感情经验，但虽为人类共有之情，其表现与诗歌之作品中却也仍有共相与个相之不同。 例如柳永《夜半乐》“冻云黯淡天气，扁舟一叶，乘兴离江渚……到此因念绣阁轻抛，浪萍难驻”，其别情就属于个相的；属于个相的作品，对于时间、空间、事迹、人物，大概都有着可以界定的叙述。 “行行重行行”不仅没有明确的时间和地点，甚至连它是远行人的口吻，是男子之口吻或女子之口吻，亦复难于确定。因此历代解说这首诗的人也就有了许多纷纭不同的说法，有人以为是逐臣之辞，有人以为是弃妇之辞，有人以为是行者欲返而不得之辞，有人以为是居者怀人而不见之辞。 共相的诗更能唤起人们的共鸣，因为它是人类心灵中之某种情感活动之共有的基本原型。有人评“人人读之皆若伤我心者”。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李善的《文选注》引《韩诗外传》说：“诗云‘代马依北风，飞鸟栖故巢’，皆不忘本之谓也。” 《吴越春秋》“胡马依北风而立，越燕望海日而熙”。 隋树森引纪昀所说的“此以一南一北申足‘各在天一涯’意，以起下相去之远”。这种说法是把出处和取意都抛开不论，只从字面上看，胡马和越鸟一南一北，在直觉上就使读者产生一种南北睽违的隔绝之感。 胡马越鸟是当时民间流传的比喻。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  张玉谷《古诗十九首赏析》， “浮云蔽日，喻有所惑，游不顾反，点出负心”。 “白日”就指的是游子； “浮云”则指的是游子在外边所遇到的诱惑。 西方的符号学，符号学理论认为，当一个符号在它的传统文化中使用了很久的时候，它就形成了一个code——语码，使你一看到它就会产生某些固定的联想。“浮云蔽白日”就是这样一个语码。 从《易经》开始， “日”这个符号就是国君的象征。饶学斌的《月午楼古诗十九首详解》说：“夫日者，君象也，浮云蔽日所谓公正之不容也，邪曲之害正也，谗毁之蔽明也。”这是以“白日”比喻国君；以“浮云”比喻谗间的小人。 李善《文选注》引陆贾《新语》说： “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彰日月。” “白日”是比喻被放逐的贤臣。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李白 《凤凰台》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张玉谷《古诗十九首赏析》：“以不恨己之弃捐，惟愿彼之强饭收住，何等忠厚。” 姜任惰《古诗十九首释》：“惟努力加餐保此身以待君子”， 谭友夏：“人知以此劝人此并以之自劝。” 张庚《古诗十九首解》：“且努力加餐，庶几留得颜色以冀他日会面也，其孤忠拳拳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