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58新见成皋令鼎铭和相关问题.doc

新见成皋令鼎铭及相关问题 （首发） 有虞同 旅顺博物馆收藏一件“十四年成令”铜鼎。据描述，“盖器相合呈扁球体，盖上有三个圆形环，可却置，附立双耳，稍外撇，三蹄足。器盖外侧有阴刻铭文‘王后左相室’。口沿下阴刻铭文‘十四年成皋令赵容造公鼒容斗’。”（第52页）原书只有铜鼎照片而未专门附列盖、器铭文拓片。从照片来看，器铭可勉强辨认而盖铭干脆就见不到。 此前已经著录的刻有“王后左相（引按，“相”字暂从流行释法）室”文字的鼎一共有三件，即《集成》[1]4·2097、2360号的两件（据“铭文说明”，前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契斋拓本，后者也是考古所藏拓，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的器身另有刻铭8字）与《新收》[2]第631号收录的一件“□昜”鼎（陕西清涧县出土，铭文14字刻于器身口沿）。另外，《新收》第807号收录一件刻有“王大后右相室”的鼎（陕西澄城县出土），器身与耳、盖的铭文内容相同；《新收》第320号收录一件“大子左相室”鼎（洛阳出土，铭文刻于鼎身口沿）；洛阳大学文物馆收藏一件“王大后·大子左相室”鼎。旅顺博物馆收藏的这件鼎，由于器铭与上引各鼎不同，应是第四件“王后左相室”鼎，未被《集成》等书收录的“十四年成皋令”等内容也属于首次发表。 照片上的器铭虽不能全部辨认出来，但原书的释文肯定有误，比如所谓“鼒”字应释为“（鼎）”，而“公”、“斗”等笔画不清，所释应存疑。从格式及内容来看，口沿的这处铭文应属三晋文字，而其中的“造”字从贝、攴、告声，又是典型的韩国文字用法。因此，这件铜鼎的国别应为韩国。整理者将鼎铭的“成”释读为“成皋”（第52页），虽未明说鼎的国别，却与成皋为韩地的情况正相符合。已知的几件“王后相室”鼎均为燕国刻铭，估计这件鼎的“王后左相室”等文字也不会例外。如果这个推测符合实际，就说明这件鼎原为韩国制造，后因某种缘由转用于燕国。从形制来看，该鼎属于战国中晚期三晋地区比较流行的样式。由于自韩昭侯至桓惠王时期的韩国君主在位时间都超过十四年，因此铸造该鼎的具体王世待定。 “成皋”或作“城皋”，见于《战国策》等书，在战国时期的绝大多数时间内为韩国领土。《韩策一》“三晋已破智氏”章云：“三晋已破智氏，将分其地。段规谓韩王曰：‘分地必取成皋。’······至韩之取郑也，果从成皋始。”《史记·韩世家》：“（桓惠王）二十四年，秦拔我城皋、荥阳。”地在今河南荥阳市西北。元代吴师道等人以为策文的“成皋”就是见于《左传·庄公二十一年》的“虎牢”（也叫“制”）。从战国韩文字中既有“（制）”（郑州出土，《陶汇》[3]6·147——148）、“司工”（《玺汇》[4]第2 227号）、“戈”（《新收》第1728号，刻铭），也有“成皋”（上引鼎铭）的情况看，当时成皋、制地似为二地。类似的情况还可举出“命瓜（令狐）”（铜壶，《集成》15·9719）与“奇氏（猗氏）”（方足小布，《货系》[5]第1723号；“陭氏”铜戈，《新收》第1705号）、“修武”（《玺汇》0302号）与“宁”（《集成》16·9997“二十七年宁皿”）等，据《水经·涑水注》引阚骃曰“令狐即猗氏也”、《史记正义》引《韩诗外传》“武王伐纣，勒兵于宁，故曰修武”，它们似是一地二名，但又都出现于同一国别的文字中，具体原因暂不宜强解。 战国文字资料中首次出现的“成皋”地名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具体地说，从地名用字习惯方面为检讨旧说提供了依据。下面试作说明。 鼎铭“成”之“”从“咎”得声，自可读为“皋”。上古音“咎”在群母、幽部，“皋”在见母、幽部，二字的声母同属牙音且叠韵，读音很近。古书中有“咎”、“皋”及从“咎”、“皋”得声之字相通假的例证。比如，“皋陶”又作“咎繇”、“咎陶”等。出土文献中也不乏“咎”、“皋”相通假的例子，比如，李家浩先生考证《玺汇》0049号三晋官印文字中的“咎郎”即《汉书·地理志》西河郡的“皋狼”等；三晋兵器铭文中的“咎茖”、“上咎茖”，蔡运章、刘钊先生定为见于《左传·闵公二年》的“皋落”。从地理位置上看，这几方“咎郎”官印的国别属赵，学界已无争议；两件“皋落戈”，学者也多以为韩国之物。 从上举玺印、兵器资料来看，三晋文字中的地名用字“皋”是以“咎”或从“咎”得声之字来表示的。三晋文字中还有以“咎”开头的地名。比如，《货系》第1715号有“咎奴”方足小布，这个地名还见于山西中阳县出土的铜壶、《集成》17·11341号“四年咎奴令戈”等铭文之中。 关于方足小布“咎奴”的地望，清代学者翁树培认为：“咎即皋字，与高通。《汉志》有高奴，属上郡。”黄盛璋也认为“古咎、高、皋同音，《史记·集解》说：‘咎音高’，又皋陶古或作咎繇，可证。所以咎奴就是高奴”，并进一步认为《集成》11341号戈铭的“咎奴”也即“高奴”、该戈国别属魏。此说得到了相当一部分学者的赞同。清代李佐贤《古泉汇》则认为币文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