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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时代诗画关系的重新审视 　　时代在发展，诗歌也在发展。与时俱进的诗歌艺术这驾三套马车，在政治时代的意识形态写作下基于安全的考虑曾经负载过不该负载的重荷，在经济时代的功利性写作中基于成本的核算也曾卸载过不该卸载的真爱。它一直庄严地呼唤着作为艺术的功能纯化，也一直不能免俗地默许了杂七杂八的“木马”植入。至此影像时代，面对着现代视听多媒体艺术对传统语言单媒体艺术日益强烈的冲击，整个文学都在谋求适应，诗歌也当奋起自卫。本文以影像时代诗画关系的重新审视而入题，试图从诗歌的文本内部为影像时代的诗歌艺术找到一条可行的出路。 　　影像时代，文字语言的诗歌艺术面临着视听语言的影像艺术之挑战 　　影像时代，强大的视听语言试图覆盖一切言说，并试图垄断人们所有的感知。视听语言的这种力量强势，典型地体现在对文字语言的普遍改写，如把???学作品改编为影视作品，把不可直观的文字描述改写为可以直观的影像记录。虽然也有把电影改编为小说的现象，但这却不是文学的原创性光荣，而是文学的投靠性羞辱。2004年，小说《一个人的战争》在刊行七版之后，又刊行了“新视像读本”（而且是诗人叶匡政的设计），文学再一次向影像“卖身求荣”……视听语言的这种力量强势，更深入的体现，是它对人类感知时空的改写，比如：通过加速，影像能够迅速地展示花朵从开放到凋谢的全过程；通过镜头推拉，一个屎壳郎滚土球的事件可以巨大到占据所有画面（视域），也可以渺小得隐入辽阔山川。于是从更为本质的层面上观察，影像帮助着人类的想象力，却也破坏着人类的想象力——影像正在改写人类的想象方式。 　　面对如此强势的影像冲击，面对当前社会人们疏离纸质书籍转投互联网和电视机之事实，以传统的文字符号而获取感知的诗歌，分明感觉到自身处境的岌岌可危：“四十年后的今天，汉语诗歌再度危机四伏。由于商业化与体制化合围的铜墙铁壁，由于全球化导致地方性差异的消失，由于新媒体所带来的新洗脑方式，汉语在解放的狂欢中耗尽能量而走向衰竭。”[1]北岛所谓“新媒体”对诗歌的“洗脑”，无疑是率先从“洗眼”开始的——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说：“书籍斗不过屏幕。电影发明之初，书斗不过电影屏幕；后来，书斗不过电视屏幕，也斗不过电脑屏幕。”[2]而诗歌则是这些“斗不过”的“书籍”中最缺乏战斗力者。2009年，中央电视台创办的新年新诗会已届六个年头，这一电视与诗歌“共谋”的活动效果——让诗歌“插上电视的翅膀飞入了千家万户”——即使十分良好，也不能掩盖诗歌艺术面对电视传媒的无奈。“长期以来，运用新的电视技术手段来阐释新诗经典是新年新诗会孜孜以求的目标。本届新年新诗会不仅继续采用大舞台、大屏幕、车台、转台等手段，虚拟画面与现实场景相结合，营造诗意的舞台环境，还力图创造新的视听效果，采用最新的特技如云朵机、沙画等，并尝试使用现代舞等艺术形式来阐释新诗，给新诗的意境打开新的空间。”[3]但这毕竟不是诗歌的光荣，因为一脸自豪的显然不是诗歌而是电视。 　　然而诗歌却是困兽犹斗——不甘“防守”的诗人们本能地进行着主动的出击，诗人胡续冬就表示：“诗歌可以扩展到各种艺术领域，现在进行这一探索的艺术家也越来越多。以前我们认为只有纸上的文字才是诗歌，写这样诗歌的才是诗人。”[4]有一个事件也许是耐人寻味的：2009年，上海南京西路245号大光明电影院历史长廊内“开闭开”诗歌书店悄然开张。“在被音像制品包围的小小一隅，这个十来个书柜和千余册书籍围起来的小天地，成为五个年轻人诗歌梦想的开始之地：‘它将成为诗歌书的图书馆、诗歌爱好者的自习室、诗人的研习社，进而吸引更多诗歌的潜在受众，让诗歌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5]显然，诗歌已开始尝试从音像世界争夺读者了。 　　2009年某日，诗人默默的摄影展在云南大学美术馆由着名诗人李亚伟宣布开幕。摄影展以一个诗人首创的诗学摄影，试图对人们的眼睛发动一场战争，试图用诗人视通万里的“第三只眼”向摄影示威：“他不相信模仿说，不相信视觉和镜头的稳定性可以获得事物的真实，而是相信镜头和人眼的视觉都无法准确地概括事物及其世界。”[6]但是，像默默这样的诗性摄影，虽然是影像的庞大身影下顽强的诗人努力，但仍属用摄影对摄影的冲击，而不是用诗歌对摄影的冲击。他的所有作品只能表示“摄影家应该如何”，而未能表示“诗人应该如何”。换言之，目前诗人的种种努力，仅仅是自然本能的反应而非主观深思的选择。影像时代，诗歌何为，问题绝非向影像靠拢（或献媚）那样简单。 　　影像时代，诗歌对音乐性的放弃早已悄然展开 　　面对任何强力的压迫，最可能也最理性的反抗，首先是自身的更好更强更完美。与其无谓地讨好外力，不如扞卫自己的尊严，当然这一切都要基于对自身的深刻体认及对历史的正确态度。“一部现代诗歌史，总体上可以看作是诗歌文体不断被泛化而又不断被分离出来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瓦雷里当年要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