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鸟类学研究的发端、发展,均和鸡形目鸟类研究紧密相关.doc

　　中国现代鸟类学研究的发端、发展,均和鸡形目鸟类研究紧密相关 被动的开端 中国 8/vie 　　中国是世界鸡形目鸟类大国，鸡形目鸟类研究是中国鸟类研究的重要部分。中国现代鸟类学研究的发端、发展，均和鸡形目鸟类研究紧密相关。 　　中国现代鸟类学研究的开端是被动的。鸦片战争前以及鸦片战争以后，来自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的探险队深入中国考察，采集了大量动植物标本，带到了西方，其中就包括了许多鸡形目鸟类。 　　这些鸟类中有一些被收录到了英国鸟类学家约翰?古尔德（John Gould）于1850-1883年期间出版的《亚洲鸟类》一书中，该书收录了来自中国的28种（及亚种）的鸡形目鸟类。在另一位动物学家丹尼尔?艾略特于1872年-1873年出版的《雉科鸟类》一书中，也收录了近30种（及亚种）来自中国的鸡形目鸟类。 　　在众多采集标本的探险家或博物学家中，以英国的罗伯特?斯文侯（Robert Swinhoe）最具影响力，1854年-1873年期间他在中国东部地区、西南地区、海南和台湾进行过多次鸟类调查，记录了675种鸟类。现在台湾岛记录的鸟种中，有超过1/3是由斯文侯率先公开报道的。为了表彰他的贡献，古尔德以斯文侯的名字命名了生活在台湾岛上的蓝鹇（学名“Lophura swinhoii”，英文名“Swinhoe’s Pheasant”――意为“斯文侯的雉”）。 　　除斯文侯外，另外一位比较有影响力的是来自美国的祁天锡（Nathaniel Gist Gee）。祁天锡是一位大学教师，1901年受美国南监理会派遣，到新成立的东吴大学任教。1912年祁天锡在东吴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生物系，并首次将生物系研究生教育引进中国。在华教学期间，他在中国东部进行过鸟类标本采集，于1926年-1931年期间和其他人整理出版了《中国鸟类名录试编》，记录中国鸟类共1668种（及亚种）――这一记录直到1947年才由中国鸟类学的奠基人之一郑作新先生打破。 　　在此阶段，并没有一本专门介绍中国鸡形目鸟类的著作。抛开民族情感因素，这些西方学者的标本采集活动对中国的鸟类学发展还是具有很重要的推动作用的。时至今日，我们仍可以在西方国家的博物馆里查阅到当时采集的标本，这些标本仍然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奠基者们 　　辛亥革命以后，随着封建制度的终结，中国各行业内诞生了一批优秀的学者。这个时期，许多优秀的人才留学归国，推动了各科研领域的发展，诞生了许多学科的奠基人。而中国现代鸟类学的奠基者们也涌现在这个时代。20世纪30年代，国内涌现了好几位鸟类学家，这几位鸟类学家均有海外留学经历，接受过西方科学体系的培养，并为中国现代鸟类学的发展各自作出了杰出贡献，可以说都是中国现代鸟类学的奠基人。 　　这些人当中，寿振黄先生不仅是中国现代鸟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还是中国脊椎动物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既是鸟类学家，也是鱼类学家和兽类学家，为中国脊椎动物学的创建、发展和人才培养作出了杰出贡献。1928年，寿振黄先生留学回国后，就职于清华大学生物系，同时还在静生生物调查所（现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的前身）担任动物部技师。在此期间，寿振黄先生在河北开展了系统的鸟类标本采集工作，并于1936年发表了《河北省鸟类志》（上、下两册），这是中国第一部鸟类志专著。在此之前他还发表过福建、烟台、四川和浙江等地的鸟类名录或简介等相关的论文。 　　寿振黄先生的研究区域主要在中国北方。而在此时，华南地区也有一位年轻的学者正在开展鸟类方面的研究工作，这便是任国荣先生。任先生曾于1930年赴法国和英国学习鸟类学，并对广西大瑶山地区的鸟类进行过详细研究，其所著的《广西鸟类之研究（瑶山之部）》和《广西瑶山鸟类之研究续集》还被德国人翻译成德语。值得一提的是，任国荣先生是第一位给中国鸟类命名的中国人，1932年他发现并描述了金额雀鹛这一新种。 　　同期，傅桐生先生在河南地区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工作，并于1937年以《河南鸟类志》（法文）获得了法国帝雄大学的博士学位。新中国建立后，傅先生奔赴东北师大，对东北鸟类开展了长期研究，并和他的学生高玮先生出版了《长白山鸟类志》等著作。 　　相比之下，常麟定先生留下的资料要少得多。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常先生在南京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担任动物采集员，后在当时的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动物部任动物部技师。40年代，常先生赴法国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归国后，于1947年开始担任兰州大学生物系主任，为中国西北地区的鸟类学研究培养了大量人才。担任动物采集员和动物技师期间，他曾在广西、河南、安徽、江苏和云南等地开展过鸟类调查，发表了多篇鸟类学论文。 　　在20世纪30年代的鸟类学家里，对中国鸟类学发展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郑作新先生。有趣的是，郑作新先生走上鸟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