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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并购动因与效应分析 内容摘要：企业并购已经成为企业自我发展的重要内容，企业资本经营的重要方面。本文试图对形形色色的企业并购活动根据并购动因分类，对各类并购动因进行经济学分析，并指出基于不同动因的并购活动对企业价值和社会利益的不同影响。　　关键词：企业并购 动因 规模效应 协同效应 　　 　　基于公司价值最大化的并购 　　 　　企业是追求利益的经济主体，对企业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往往是企业实施并购的最重要的目的。 　　追求规模经济 　　我们用古典经济学的框架讨论企业为追求规模经济进行的并购。企业组织社会资源生产产品，总是在既定投进的情况下实现产量极大化和单位本钱极小化。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可写为：Ｑ=ｆ(Ｌ,Ｋ)其中Ｌ代表劳动；Ｋ代表资本。企业通过并购等资本运营方式，调整到合适的资本含量进行生产，实现企业的规模经济。 　　节省交易用度 　　当交易用度大于治理用度时，企业成为替换市场解决资源配置的方法，企业联合或吞并可以节约社会资源。交易用度的变动决定了企业生产经营规模的变动，技术的进步和治理科学的发展为进步企业治理水平，降低了企业内部治理用度，在交易用度相对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必然引起大的并购风潮。 　　追求协同效应 　　协同效应（Synergy Effect）是指并购后企业整体经济效益或价值要大于原来各独立企业经济效益或价值的简单加总，主要分为治理协同效应、经营协同效应和财务协同效应。我们在前文中主要阐述了治理协同效应与经营协同效应。企业通过并购获得的财务协同效应包括：获得上市资格、公道避税以及财务运作能力的进步等。 　　 　　基于代理人利益最大化的并购 　　 　　股份公司中资本所有者和企业最高决策者（董事会或总经理）之间的关系是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具体表现在企业并购上，治理层（代理人）进行企业并购的决策并非取决与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是基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被称之为代理动机（Agency Motives）在我国的国有企业中，由于企业所有者的长期缺位和独特的公司治理结构，使国有企业的治理层在企业权责关系上“负盈不负亏”，根据张维迎、马捷的研究，国有企业在产品市场上倾向于恶性竞争，同样，我们可以得出国有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倾向于盲目的并购。 　　 　　基于地方政府目标函数最大化的并购 　　 　　同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在20年的改革开放中逐步确立和完善起来的，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和改革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是相对于企业而言，地方政府更多的关心企业的税收水平、就业人数或者辖区内上市公司的“壳”资源。为了保证本地政府的税收不受影响，地方政府往往倾向于本地企业实施并购，并给予种种政策上的优惠和扶持，而不希看外地企业对本地企业实施并购，甚至加以歧视和阻挠。企业并购中，政府实施干预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在我国的企业并购活动中，地方政府往往过多的关注自身的利益，实施不当干预。政府在企业并购中究竟应该居于什么样的位置，是一个值得我们研究的题目。 　　 　　并购效应综合分析 　　 　　企业并购理论迄今为止还无法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早期研究者在研究方法上，试图运用一种理论或者假说来解释所有的购并活动。而事实上，不同的并购购活动背后的动因经常无法用单一的理论来解释，即便是同一并购活动也可能出于多种动因。基于不同动因的并购，对企业对社会往往有着不同的经济效益，就是基于同一种动因的企业并购行为也会因环境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效益。我们用表1对上文所述的不同动因的并购活动对各行为主体的影响扼要的加以分类。 　　客观的说，表1的统计是相当粗浅的，而现实生活中的并购活动则是千变万化的，并购活动的背后可能是多种动因纠合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而且上表中利益的上升仅仅表示一种可能性，至于这种可能性能否变为现实，还有赖于并购活动后企业的融合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