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与柏拉图理想国中国政治儒学化在历史上的成功与.doc

科举制度与柏拉图理想国：中国政治儒学化在历史上的成功与可能的评析 李柚声 摘要：自汉武帝将儒家学说定为国家官方指导思想以来至清末两千年，可看作儒家用仁义礼等原则改造国家与政治的一个逐渐过程。从儒家以民为贵的贤人政治看，儒家是很成功的：在这两千年中，农民群体增加，政府与最高决策机关缩小。与柏拉图理想国分为哲学王、武士、劳动者不同，中国社会分为朝廷、官僚知识分子、农民三阶层。如果把王莽新政看作国家儒家化尝试失败的话，宋朝科举制度成熟是官僚知识分子阶层儒学化的成功，依照这一发展趋势，下一步应是朝廷与皇帝的科举式儒学化而产生儒家圣王统治，由于历史的局限，未来得及实现。与中国科举制度相似，柏拉图理想国也用教育加选择的方法选取最高统治者，哲学王。这一设想在中世纪欧洲罗马教廷与拜占庭帝国得以实现，并有与中国历史上政治儒学化类似的成功与问题。东西方不同：西方基督教与世俗政权并存而平衡竞争；儒家帝国内部含有无以摆脱的世俗成分。柏拉图与儒家同样受原初社会眼界的限制，东西方以突破基督教与儒教束缚为现代化的起点。后现代开始彰显儒家圣王理想国魅力与不朽价值。 关键词：柏拉图，哲学王，科举，儒学，圣王 一、中国历史可看成一个政治逐渐儒学化的历史 柳河东 将儒学史分为原始儒学、原典儒学、汉唐经学、四朝理学、当代儒学五个时期，即概括中国自尧舜以来的全部历史。[1] 这四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中，从儒学观点看，有一个战国与秦汉早期的断裂带，即礼坏乐崩与法家治国时代。儒学在汉武帝时期取得官方统治地位以后，顺理成章，中国政治具有恢复尧舜周公时代政治模型的内在要求，这里称之为政治儒学化过程。应该说，中国历史上这一政治儒学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与历代儒家学者与儒家官僚们的大力提倡与身体力行有关，也是儒学居官方地位两千年的必然结果。自汉武帝独遵儒术的公元前134年到清亡的1911年，共两千零四十余年。考虑到辛亥革命前中国已经融入世界潮流，办洋务等导致政府功能与机构的扩大，与儒学思路相左，故这里取两千年的概数，而不包括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在内。中国儒学政治理想与柏拉图理想国都注重教育与选贤任能，本文援引以作对比。 《孟子·尽心下》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拿今天的话来讲， 就是人民是主要的，国家是次要的，而最上层次的君主朝廷是最次要的。中国历史逐渐接近儒学理想的过程可以用孟子这句话作为尺度来衡量。 “民为贵”， 孟子解释说，“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 即国家以农民百姓为基础，也是儒家政治的目的。所以农民百姓没有儒学化与任何改变的必要，作者认为，中国广大农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仍处于准原初社会层次，而道家思想为原初社会生活方式的理想化与哲学化，故中国农村文化为道学。至于遗传编码的原初社会与人造二级社会概念，读者可参照作者其他文章，这里不便重复。[2，3] 虽然儒家官僚有教导农民百姓的责任，但儒家对农村的影响不大。农民在冬天无所事事，儒家官僚并没有象西方那样组织他们追求物质文明，也没有直接组织他们的业余活动。汉武帝独遵儒术时期中国人口大致有四千万，到清末长了十倍，人口四亿。中国人口主要在乾隆在位前后增长，与时局稳定有关，更与美洲的玉米、红薯、土豆引入有关。 “社稷次之”，即国家是次要的。这里的国家引伸含意为不包括农民百姓的政府，即所谓统治集团。在这两千年里，统治集团没有扩大，反而缩小，与孟子“社稷次之”说法相符。首先是诸候、门阀氏族、贵族的消失。在夏商周三代时期，政府官员是世袭的诸候世卿，秦汉后尚有残余，如汉初、明初都有诸候存在，东汉以至隋唐有门阀氏族，为贵族阶层。据说明清时代，政府各级官僚的祖父一代百分之七八十是平民百姓，这样才有“朝上锄地郎，午后上朝堂”的俗话。明清40%以上的进士来自平民家庭。[4] 诸候贵族的消失并没伴有政府官员的增加。根据费正清提供的资料，登记官员数目：唐，18，000；宋，20，000；清，20，000。根据这些数字，政府官员不仅没有因诸候贵族的消失而增加，也没有因人口的增长而增加。费正清说，“在别处从未有过这么少的人统治这么多人达这么长时期的例子出现。”[5] 费正清的话可作为中国历史上政治儒学化成功的佐证。虽然两千年中，儒学经历了经学到宋明理学的变化，仍可用儒学概括中国政府官僚知识分子的社会意识形态，其间科举制度的确立为关键，下面将作详细讨论。 “君为轻”，即皇帝与他的朝廷议事的最高决策机构是最次要的。这里首先要将朝廷议事机构与中央政府区分隔开来，中央各部归为政府，已在费正清说的登记官员数目之内。皇帝的最高决策机构在这两千年内有逐步简化成小圈子的倾向，即明朝废宰相与清朝建立军机处。至于皇帝的柏拉图哲学王式的选择，则进展不大，清朝废除太子制而在皇帝死后宣布预先定好的继承人，这样则未必是长子继承，而且由皇帝与臣僚商议而定，这与清朝皇帝皇子以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