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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变革　 劳动与资本的结合 一　 《命运》 交响曲： 西方何以崛起 从历史上看， 生产力的发展不是连续的。 每一次变革都会出现生产力的 跃迁， 体现在生产函数上， 就是其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变化。 人类进入大航 海时代， 劳动、 资源和资本实现了全球化配置和集聚， 引发了第二次变革。 先发的工业化国家借助先进的机器设备和巨额的殖民资金， 把劳动与资本结 合起来， 首先实现了工业化大生产， 形成了新的生产函数， 其具体形式为ｙ＝ ｆ （Ｌ， Ｋ）。 这里， Ｌ 代表劳动， Ｋ 代表资本 （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分成以机器 设备为主的固定资本和以资金为主的流动资本）。 具备这种生产函数形式的产 业被称为第二产业。 在第二次变革中， 社会生产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古老的中国有四大发明， 有不屈的实干的千万民众， 却没有产生近代的 资本主义。 自从工业革命后， 曾经全球领先的中国在近代史上总是与落后、 愚昧、 被殖民等词联系在一起， 直到今天， 不少国人还在恨恨地问， 为什么 不是我们先开展工业革命？ 其实， 不单单中国人有这个疑问。 英国著名学者 李约瑟 （ＪｏｓｅｐｈＮｅｅｄｈａｍ，１９００～１９９５）， 以在中国科技史研究方面的杰出贡 献被奉为权威， 在其编著的 １５卷 《中国科学技术史》 中正式提出此问题：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 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 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这一问题被称为 “李约瑟难题”。 很多人把李约 瑟难题进一步推广， 出现了 “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 以及 “中国为什么 在近代落后了” 等问题。 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 从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 中国的体制改革和政治 ２６ 重组， 都没能真正打开一条富国强民的出路。 于是乎， 剩下的唯一答案就是中 国人的文化有问题了。 国人从曾经的盲目自骄， 嘲弄洋人的发明只是 “奇技淫 巧”， 到文化上彻底的自卑， 打倒 “孔家店”， 甚至要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 鲁 迅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地反映了国人当时对自己恨铁不成钢的批评： “外国人用火 药制造子弹御敌， 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 外国用罗盘针航海， 中国却用它看 风水； 外国用鸦片医病， 中国人却拿来当饭吃。” 于是乎， 后来的 “整风运动” “反右运动” “四清运动”， 乃至 “文化大革命”， 都围绕着要整治国民的劣根 性， 似乎只有大家都变成无私的雷锋， 经济才能发展， 技术才能进步。 可关门 锁国整治了几十年， 重启国门时却看到技术已经领先的欧美日， 竟然又不知不 觉在技术上领先了中国一大截。 好在这时的中国人民不再是食古不化的儒学老 爷， 赶紧主动打开国门补课， 才避免了又一次的落后挨打。 其实， 围绕着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在西欧开展， 经济学和史学界曾有着 旷日持久的学术讨论， 至今也未衰绝。 当然， 学术性的讨论与意识形态式的 讨论最大的不同在于， 不会将原因归到 “万能药” 的文化劣根性上， 因为这 是难以用数据验证的。 经济学上一般将创新归因于富裕： “有钱才能任性”， 只有社会阶层的普遍富裕， 才能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教育）， 才能使有创造才 能的人摆脱为衣食而谋生的陷阱， 去做一些纯粹由好奇心引导的发明创造。 而在工业革命之前的１００年， 西欧 （特别是英国） 人民确实过得更富裕， 资 本显得更充足。 可是， 万恶的封建剥削不是总是使老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吗？ 难道西方的封建主们会更仁慈些？ 指望人性的自觉， 至少在经济学家看来是 不靠谱的。 新近兴起的经济学和史学交叉学科———量化经济史学———给出了 工业革命起源的基于历史数据的经济学解释。 这个解释， 要从城市化率说起。 由于住在城市的人一般较为富裕， 因此城市化率是个很好地反映资本富 足程度的指标。 历史数据显示， 从 １１世纪到 １９世纪， 中国的城市化率一直 比较稳定， 但西方在１５世纪———工业革命开始前的２００ 年———就出现了城市 化率显著升高的趋势。 首先， 从１３００年到１４００年城市化率的猛增 （见图１－ ７）， 完全是由黑死病一手造成的。 黑死病杀死了欧洲２５００万人口， 占当时欧 洲人口的近１／３， 不过幸运活下来的人得到了更多的 “好处” ———他们不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