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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化解产能过剩的策略选择 　　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6年要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更是明确提出，着力化解过剩产能和降本增效。重点抓好钢铁、煤炭等困难行业去产能，坚持市场倒逼、企业主体、地方组织、中央支持，运用经济、法律、技术、环保、质量、安全等手段，严格控制新增产能，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有序退出过剩产能 毫无疑问，产能过剩业已成为“十三五”时期经济转型升级、结构调整过程中必须攻克的难题。与以往几次产能过剩相比，目前产能过剩的驱动因素仍然是经济增速下滑带来产业结构性调整的需求，外部疲软的经济环境更是给产能过剩的现状“雪上加霜”。民生证券发表报告认为，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率不可能恢复以前两位数水平，加之产业结构调整，因此，本次产能过剩所需耗费的时间会更加漫长，相关行业业绩受去产能冲击到回升时间跨度相对更长。从国际经验看，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地区（如欧洲、美国、日本）均经历过产能过剩阶段。上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在出口导向型经济支撑下，投资率一度在35%左右，致使90年代末遭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时，货币危机迅速扩展到经济危机，其中产能过剩是重要因素，这方面韩国尤甚。这些国家陆续花了20―30年的时间才慢慢化解掉过剩产能。更何况，我国的产能过剩还带有自身的体制性、政策性的原因，当然也有企业本身追求扩大规模的原因。因此，我国化解产能过剩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能操之过急，更要从长计议。2013年10月发布的《指导意见》给出了5年的时间，今年2月颁布的化解钢铁与煤炭行业产能过剩的意见又提出了5年的时间。实际上把政策执行期限由原来的2018年延长至2020年。这也是考虑到化解产能过剩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回顾治理产能过剩的历史，可以看出，产能过剩的发生是反反复复，屡次治理，又屡次反弹。产生产能过剩的原因一直基本相同，治疗对策也基本相近，而导致政策失效的原因也基本相同。例如，在我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因追求高增长而导致产能过剩一直没有明显变化。由于存在过度追求速度和投资偏好的体制机制动因，地方政府行为上必然要人为压低生产要素等投资品价格支撑投资高增长，无论是各地招商引资中的竞争性压价政策―土地、税收优惠，不计环境成本，还是要素价格市场化的迟滞，本质上都是政府过度干预资源配置产生的市场信号扭曲。未来化解产能过剩要“以史为鉴”，充分借鉴前期的经验与教训，政策的制定必须既充分考虑现阶段的体制特点与经济环境，分析前期政策的得失，纠正政策执行中的失效，同时又前瞻未来，与体制改革的目标衔接，从而在执行中不断提升政策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一、不断提升调控政策的科学性和预见性 我国化解产能过剩一直以压缩产能、总量控制为主要手段。这种手段的不足在于仅从供给侧出发调节产能过剩，而产能过剩状况是由供需两个方面的状况决定的。目前每年的压缩产能任务都能够完成，但产能过剩状况依旧。从以往的经验看，有关部门对需求的预测与实际数据差异较大。以钢铁工业为例，按照国家有关部门对钢铁需求的预测，2005年我国粗钢需求量为1.4亿吨，而当年实际消费3.53亿吨；2010年粗钢需求量为3.2亿吨，而当年实际消费约为6亿吨。在有色金属和水泥等领域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这种调控目标与结果一再背离的现象，需要决策部门认真反思。要吸取“越控制总量，投资越踊跃，产能越过剩”的教训。要相信资本和市场的理性。未来要不断提升调控手段与政策的科学性和预见性。进一步建立精细化的调控指标体系，差异化不同性质过剩产能的调控方法 一是建立产能利用率评估和预警制度。首先，提升宏观经济走势的预测水平，减少对微观经济的直接管制和干预，将现行企业统计、景气指数分析与产能利用率评价结合起来，逐步建立起统一的行业产能过剩评估指标体系和预警系统，让企业和投资者及时准确地了解行业产能及相关信息，理智决策进入或退出市场行为，商业银行据此控制信贷投向和规模，防止投资过度，规避金融风险。其次，改革“总量控制”的产业政策思路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项目审批准入制度，最终改审批制为核准制，并且要以能源资源、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作为前置性条件，监管方式也应该从前置性审批，转变为事中和事后的过程监管，提高调控水平 二是差异化不同性质过剩产能的调控方法。对于不同性质的产能过剩，需要分业施策、多管齐下。对技术落后产能的企业，依照国家法律和法规关停、淘汰，防止这类企业在市场出现短期需求趋旺、价格上涨时“死灰复燃”。对结构性缺陷导致的“低水平”过剩产能实行“有保有压”的调控措施，利用信贷、财税、价格等经济政策杠杆“扶优汰劣”，引导行业内部结构调整。对因购买力水平低、有效需求不足产生的相对性产能过剩和部分行业出现的阶段性产能过剩，加强规划引导，提高企业集中度，引导企业站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