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公平走向质量公平.docVIP

一、两个底层孩子的叙事：“就近入学”与“异地择校” 15岁的男孩杨光是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中九年级的学生，因为成绩一直处于全班倒数十名内，所以在屡次的座次编排中都理所当然地被排到后面，杨光已经从内心深处习惯和认同了教室空间内的这种赤裸裸的不平等隔离。他说这就是班级内成功者和失败者各自所需要承担的后果和注定要接受的命运，谁让自己“天生笨”而学习成绩不好呢？ 但杨光所自述的“天生笨”却并没有在班主任老师那里获得确证，相反刘老师明确表示：杨光绝对是班里智力水平排名前三的孩子，在学习能力、理解能力和处理问题能力等方面都很强，班上很多调皮捣蛋的坏事也都是他出的馊主意。而这样的论断在九年级数学任课教师李刚那里也同样得到了确证，李老师认为杨光确实很聪明，学习成绩却一直不好，但这并非因为懒惰(他是全班同学中到办公室来问问题频率最高的学生之一)，而是因为他之前的学习基础实在太差以至于现在很难跟上教学进度。 家住云乡最偏远村落——蜈村的杨光，是纯粹“就近入学”政策的严格遵守者。杨光的家在蜈村中是典型的底层家庭，父亲在杨光3岁时即早逝，母亲改嫁，他随后和叔叔一家一起生活，但叔叔腿部有残疾，不能外出务工而只能和妻子一起靠在家务农以维持全家四口的日常生计(还育有一子，比杨光小3岁)，拮据的收入与日益昂贵的生活开支无疑使杨家成为了蜈村的贫困户。作为蜈村的底层家庭，他们没有任何经济可能性允许杨光入读幼儿园，也没有任何机会让他能入读村外其他小学，7岁时的杨光只能按照“就近入学”原则按部就班地入读本村村小——蜈村小学。蜈村小学事实上在杨光刚入读时就已仅仅是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分管的一个教学点了，蜈村小学中唯一的老师还是乡九年一贯制学校中教学质量最差且根本不会讲普通话的一名年近六旬的民办老师。该代课老师对蜈村小学1-3年级三个教学班进行复式教学，在杨光读小学二年级时，因为县里搞“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而被撤并，之后杨光再次按照“就近入学”原则入读了另一所位于邻村的村小——“桥村小学”，但该小学也不过是一所仅仅只有5名教师的完全小学，且5位老师中有3名还是民办教师。在杨光入读的第一年，桥村小学采取“教师包班制”，第二年改为“教师科任制”，但两年后又在新一轮的“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中再次被撤并。随后，杨光在小学五年级时又不得不再次按照“就近入学”原则到当前所在的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中寄宿学习。多次所谓“就近入学”的学习经历使杨光很难跟上不同学校老师们的教学进度，也很难迅速适应不断变换了的教学风格。杨光告诉笔者，他就是在这种懵懵懂懂中不知不觉从“好学生”变成了现在的“差学生”，以前的小学老师都无不对其现在的成绩表示可惜而充满遗憾之情。 与杨光同村的另外一个孩子——张小理则选择了另外一条非“就近入学”的路子。张小理曾经和杨光同在蜈村小学就读，其成绩远不如杨光，但在入读蜈村小学两年后学校要被撤并之时，其在外省打工而经济相对较为宽裕一点的父母坚决将张小理送入县城所在的公办民助实验小学就读，这与杨光因家贫而只能被迫再次就近入读桥村小学的选择截然不同。尽管张小理父母为此“托关系”并交纳了不菲的学费(学费和寄宿费每年共约6000元)，但张小理却最终得以在更优质的城关镇小学环境中顺利成长，之后又顺利入读了该县公办民助的实验初中(学费和寄宿费每年共为8000元)。尽管张小理学习成绩在实验初中班上依然处在不好的层次，但这样的成绩也足够让已经步入初三的张小理有把握考入乡镇普通高中——寿镇中学，而当年成绩更为优秀的杨光却只能接受根本不可能考上任何一所普通高中的现实。要知道在杨光所在的云乡学校，必须要在全班位居前5才会有可能考上寿镇中学，尽管杨光同样刻苦和努力，但残酷的现实却使他只能过早地被淘汰出普通高中的竞争行列。 二、“就近入学”政策背后的危机：中国教育公平亟待从“机会公平”向“质量公平”的深度转型 杨光本来应该有更充分的理由让我们相信他至少应该比张小理更有机会升入普通高中，但其底层的家庭背景却只能使他在一次次农村学校布局变更中被动地按照“就近入学”政策设定求学。仅以英语为例，杨光所读的农村学校直到七年级时才开始教授英语，而张小理所在的县城小学早在三年级即开始教授英语了，同样的蜈村同辈，“就近入学”与“择校”之间的英语差距就是三年。为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成绩和智力远不如杨光的张小理有可能上普通高中，而杨光却只能被淘汰出局。 早在1986年4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所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即对“就近入学”作出了明确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合理设置小学、初级中等学校，使儿童、少年就近入学”。1992年2月29日由国务院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再次明确规定：“实施义务教育学校的设置，由设区的市级或者县级人民政府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小学的设置应当有利于适龄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