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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时代后期武士阶层的社会流动及其启示 　　张熹珂，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 德川时代日本社会的阶层分化 德川时代，指的是德川幕府统治日本的时期，时间上从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设立幕府开始，直至1867年被迫“大政奉还”为止。在社会制度方面，德川时代继承了丰臣秀吉所确立的“士、农、工、商”四民等级制，“日本近世社会是以士农工商的身份制度为基干的社会，武家是基本的统治阶级”[1]。士，指的是武士，居于四民制度的顶端，德川时代日本武士约占全国总人口的6.6%左右，是德川时期的统治阶层。武士阶层不事生产，居住在远离土地的“城下町”（即城市），领取禄米为生，并拥有诸多特权。德川时期，农民占日本总人口的80%以上，专门从事农业生产，并且被严格限制在土地上。町人，即工商阶层，主要是指商人和手工业者，他们以武士阶层为主要服务对象，居住在城下町中专供町人居住的“町人町”。町人阶层处于四民之末，人口约占总人口的6%左右。除了四民之外，德川时代还有贱民（或称秽多、非人）阶层，主要从事一些最卑贱的职业，散居于荒郊村落 由上可见，四民制度不仅是一种身份等级制度，而且还代表着职业分途、居住地点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以四民制度为基础，德川时期的日本是一个充斥着等级差异的社会，“就好像日本全国几千万人民，被分别关闭在几千万个笼子里，或被几千万道墙壁隔绝开一样，简直寸步难移……这种界限，简直像铜墙铁壁，任何力量也无法摧毁”[2] 然而到了德川幕府后期，虽然四民制度仍然是决定日本社会结构的基本制度，但阶层与阶层之间的藩篱开始松动，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成为可能，甚而愈演愈烈。在和平岁月里，武士阶层日益成为一种“学非所用的、非生产性的社会精英”[3]，武士阶层尤其是中下层武士的贫困化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甚至不得不放弃武士身份，开始从事工商业或其他职业活动。随着武士阶层社会流动的加剧，武士阶层，以及脱胎于武士阶层的其他社会精英，逐渐成为德川幕府后期以及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现代化转型中的关键力量 武士町人化：德川后期的精英流动 武士阶层的贫困化与町人阶层地位的提升，均与德川幕府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商业化的发展及其社会变迁贯穿于德川时代”。德川时代是日本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阶段，其主要经济形式仍然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领主经济。但是四民制度对武士、农民、町人阶层的职业、居住区域与生活方式的规定，为商品的流通和交换提供了可能，使得德川幕府时期的封建领主经济中包含着极大的商品经济成分 武士阶层在政治上享有特权，但是他们集中居住在城下町，远离土地，也脱离了其他生产领域，其生活来源完全依靠主君所赐予的禄米，且禄米的份额世代不变，这使得他们无法分享德川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据统计，“德川时代一个中级武士的平均收入大约是100石禄米，按照当时的生活标准，这大概相当于一个富农的收入，而全体武士收入的平均数则在35石之下，这就将众多的武士置于和农民同样的经济水平”[4]。而德川幕府后期的幕藩财政困难，又使得大名将财政困难转嫁给中下层武士，克扣武士的禄米，德川时期的著名儒学家太宰春台在《经济录拾遗》中就曾写道：“近来诸侯不论大小，因国用不足贫困者甚多，借用家臣俸禄，少则十分之一，多则十分之五六……”[5]这进一步加剧了中下层武士贫困化的状况。一方面，他们的实际收入在减少；另一方面，在德川幕府后期严重通货膨胀的推动下，商品的价格要比稻米的价格上涨得更快[6]。然而武士的日常开销却依赖于将禄米交换成货币，米价的高低决定了他们的实际收入，城市物价相对于米价的上涨，更加强化了武士阶层对于贫困化的感知 与此相对的，町人阶层的财富累积和欣欣向荣几乎成为德川幕府后期的重要标志。最初的町人阶层以武士为服务对象，主要从事工商业活动和商品的流通。居住在城下町的武士阶层为了获取其他生活资料，不得不出售部分禄米以换取货币，这就为商业发展提供了空间。在德川时期，武士和町人聚居的城下町的兴起带动了日本城市化发展，亦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随着德川时期日本国内贸易的发展，町人阶层中的精英分子迅速累积了巨额财富，控制了全国94%左右的财富[7]。武士阶层的日益贫困与町人阶层的欣欣向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既造成了社会财富分配的矛盾，也促使武士阶层从事工商业或其他职业活动，在客观上促成了武士阶层的社会流动。从事所谓的副业，变得“对所有武士都很普遍，只有数量有限的高层和富裕武士除外”[8]，大量的武士尤其是中下层武士的生活方式已经变得与町人几乎没什么区别，有的武士甚至为此放弃了武士身份，这就是所谓的“武士町人化” 日本历史上养子制度的存在，本来是一种横向的社会流动途径，即同一阶层内部打破自然血缘的社会流动。但是德川幕府后期，随着武士阶层财政状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