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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低下了高傲的头颅——国家赔偿观念的由来与变迁 作者：庞金友 来源：《法制日报?周末》 来源日期：2009-10-29 本站发布时间：2009-12-25 15:07:48 阅读量：379次 不同时期的国家观念不同，国家角色与定位也会不同，国家义务与责任也会随之变化。从某种程度来讲，国家赔偿，是现代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 　　“国王无过错” 　　国家赔偿首先意味着国家犯了错，而且国家承认自己犯了错。在国家无罪、国王无过错的古典时代，国家赔偿只是一种神话。 　　西方最早出现的是柏拉图的伦理国家观和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国家观。在奉行整体主义的希腊城邦时代，个人毫无悬念地消融在国家之中;离开国家的个人，非神即兽。国家本身就是正义和法律的化身，是个人存在的终极目的和意义。国王更是象征着共同体的荣耀和地位，自然不可能犯错。 　　到了中世纪，基督教一统天下。基督教的教义把人一分为二：一半是灵魂，归上帝掌管;一半是肉体，由国王统治。上帝是一切的主宰，国王是上帝在世俗社会的代言人。上帝不会犯错，国王也就不会犯错，国家自然也就无过错可言。 　　文艺复兴后，国家的神圣外衣被脱掉，马基雅维利提出权力国家观，将权力作为国家的根基。为了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统一，君主可以不讲信用，可以不择手段，而且还可以借口“国家的理由”。只要目的是好的，君主哪怕犯了再大的错，也不应受到惩罚。 　　16世纪的布丹，更是将非人格的抽象的公共权力赋予了国家。这就是现代主权观念的起源。拥有了主权的国家，成为特定领土中至高无上的权威。在主权观念的有力推动下，现代民族国家迅速崛起。此时的民族国家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积极力量，人们支持、崇拜还惟恐不及，根本不会质疑它的权威，更不要说问责了。 　　古典时代，欧洲各国普遍推行国家无责任制度。例如，英国奉行“国王不能为非”原则，法律上推定“国王无过错”，国王作为行政权的所有者，即使实施了违法侵权行为，也不承担责任，国家公务人员作为国王的仆人，执行职务中因不法行为造成的损害，国王不负赔偿责任。法国实行“绝对国家主权原则”，认为国家享有最高的主权，而主权属于绝对权力，不承担法律责任，因而国家不负赔偿责任。就连美国也坚持“国家主权豁免”原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明确指出，国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未经国家同意，任何人皆不得向国家起诉。 　　中国的古代社会制度是大一统的君主专制制度。皇帝位于专制体制中的最高层级，集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权威于一身，同时还是神授君权，地位与声望再尊贵不过，其言论与德行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学者刘泽华更是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概括为三：君主专制、神权政治和臣民意识。如此“三位一体”的政治架构，将君主置于社会的最顶端，轻松规避了君主与国家的过错。 　　权利国家观的出现 　　进入17世纪，事情发生了变化。启蒙思想家提出权利国家观，终结了国家无罪的时代，国王永无过错的观念也一去不返了。 　　权利国家观认为，生活在自然状态中的人们基于自然法拥有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自然状态的种种不便利，促使人们通过订立契约脱离自然状态从而建立了国家。这种工具性国家观念无情地撕下了国家的神秘面纱，摧垮了王权神圣的根基。从此，国家少了权力和神圣，多了义务和责任，国王也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等候来自人民的命令、授权甚至审判。 　　权利国家观为国家承认过错、履行国家赔偿义务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当然，即便是在权利国家观的时代，国家角色和定位的不同，国家的义务和责任也会有所不同。 　　近代西方的权利国家观有五大基本类型，分别是：霍布斯的安全国家、洛克的宪政国家、潘恩的最小国家、黑格尔的普遍国家和托克维尔的民主国家。 　　霍布斯的安全国家观把国家目的仅限于提供安全和秩序。人民在订立契约时，让渡出了全部的权利给主权者，而主权者却没有参加契约订立，因此不受契约约束。为了实现国家安全和秩序的目标，主权者的权力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 　　潘恩的最小国家观虽然承认了国家的工具性，但被定格为以恶制恶、以暴制暴的消极面孔，最多也只不过是一种“必要的邪恶”，显然，这种国家的规模和定位不可避免地拒绝了国家积极作为的任何可能。 　　黑格尔的普遍国家观把国家上升到伦理精神的最高阶段。国家是目的，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高于个人与社会;个人必须服从国家，个人价值只有在国家中才能实现。这种普遍国家俨然就是道德伦理的化身，这与古典国家观几无二致。 　　只有洛克的宪政国家和托克维尔的民主国家，才为国家的责任和义务预留了空间，为现代国家赔偿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性。 　　洛克坚持国家的工具性，认为国家由契约产生，政府最重大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保护财产权。一旦立法机关或君主侵害了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就可被视为违背社会契约，此时的政府必须解体，人民有权收回委托再建新政府。为了保护人民的财产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