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环境管理比较差异及对策.docVIP

摘要：自然资源与环境状况是影响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由于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对人类环境产生的巨大冲击,世界各国对本国环境的监控和管理都十分重视。日本环境管理基本思想与制度的形成从20世纪中期,历经一个曲折到最终高效成功的过程。在短短的时间里，创造了成功防治产业污染的奇迹,这得益于其日趋完善的、极富日本特色的环境管理体系。本文通过对中日环境政策和环境管理制度的差异论述，启示我们在立法监督机制方面我国地方权力要扩大；我国环境政策实施主体的行政不作为问题急需解决；在环境政策实施中要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社会组织及公众的作用；管理制度的指导应转变为“环境优先”原则；环境管理制度的内容需要细化；大力依靠法律、法规和自治团体在环境管理制度实施中的监督和推动作用，最后根据目前我国的环境管理缺陷做出几点简单的对策措施。 二、中日环境政策比较 （一）中日环境政策的社会、经济背景差异 日本环境政策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重化工业急剧发展引发的严重公害事件频仍、公众诉讼案件不断出现的情况下制定的，中国则没有那么直接的背景，中国的环保事业起步时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社会还比较平稳，政府还没有日本当时那样的压力，所以，中国环境政策制定之初，便没有日本旨在解决尖锐的公害问题那样的现实针对性和作紧迫性，因而也就在政策力度上有所欠缺。 70 年代以后，日本经济、社会步入稳定发展时期。随着公害问题的有效解决，政府和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国际环保运动浪潮的推动，日本进入全面环境保护阶段。1971 年日本组建了环境厅作为政府机构开始对环境保护工作进行全面管理。并于 1977 年制定了《环境保护长期规划》，1978 年通过了《濑户内海环境保护特别措施法》等多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环境政策涵盖了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中国环境保护工作也是在 70 年代起步的，但由于经济社会背景的差异，环境法制建设和环境政策制定一直比较滞后，直到 1979年才制定了第一部综合的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 进入 80 年代以后，日本积极迎接了全球环境问题的挑战，于1993年颁布了新的《基本环境法》，代替了原来的《公害对策基本法》。1994 年又正式通过了《基本环境计划》，制定了面向 21 世纪的一系列新的环境政策，特别是提出了建立循环经济和循环型社会的政策目标，使日本的环境保护向着国际一体化的方向深入发展。而中国在这一时期，恰恰迎来了经济高速发展与环境问题制约矛盾越来越突出的两难选择的困境，直到科学发展观和循环经济模式的提出才算在理论上找到了继续前进的路径。由此可以看出，在新世纪之初，中国环境政策水平又比日本有了一个不小的差距，在发展循环经济建设循环型社会的实践方面，我们才刚刚起步，差距也无疑是显而易见的。 （二）中日环境政策实施机制的差异 首先，在立法监督机制方面，中国立法权集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的权力极为有限，日本的地方则有很大的环境立法权。其次，在环境政策实施主体的行政作为方面，我国政府环境问题由多个主管部门实行多头施政，职责重叠和职责不清的弊端比较严重，导致推委扯皮现象经常发生。如：环保局和国土资源局之间的矛盾，在开发和保护国土资源方面持有不同态度的观点。特别是体制改革以后，各个行业内部的环境保护工作机构被支解压缩或取消了，使环境政策在许多领域的作用发挥大打折扣，行政不作为问题比较突出。我国环保总局对地方环保机构缺乏有效监督,地方环保执法不力,环保政策落实不到位,原因之一在于中央与地方的环保管理职责划分不清。我国法律没有对二者的环境管理职责作出明确规定,中央政府还享有很多具体的管理权限。这不仅严重削弱了中央宏观调控能力,也遏制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日本由于法制建设比较完善，特别是环境司法作用能得到有效发挥，加上政府主管部门的职责不像我国那样事无巨细，而是比较集中和宏观，所以行政作为效果较好，很少出现我国那种有令难行，有禁难止的现象。再次，日本环境政策实施中司法机关的作用比我们要突出的多，这是实施机制中最大的差异，我国中央政府政策整体较好，但是，到了地方政府就被念歪了，开后门现象严重。第四，中日两国环境政策实施机制中社会组织和公众的支持作用有很大的不同，我国公众参与环境管理制度虽然在实践中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创新,并且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果,但是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够健全和完善的地方，比起日本的公众参与环境管理制度差距太大。 四、中日环境管理制度比较 中日两国环境管理制度从总框架上看似乎大同小异，但制度实施的效果却差异很大。 （一）中日环境管理制度制定和实施的背景差异 中日两国环境管理制度制定和实施的经济、政治、法律、环境和社会文化等综合背景有较大差异。首先，日本经济发展速度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