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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蓄投资意愿指数及其影响因素 　　摘 要：本文尝试构建一个储蓄投资意愿指数，用以反映居民是倾向于储蓄投资或是倾向于消费的意愿程度。通过分析其时间序列发现，储蓄投资意愿指数长期处于2.6-2.9的稳定区间，但2012年后快速上升至3.6以上，原因包括：实际存款利率上升、理财产品收益率保持在高位、理财投资门槛降低。进一步实证分析影响储蓄投资意愿指数的因素包括信贷余额/GDP、工业部门利润率、同业拆借利率与CPI等，最后使用SARIMA模型对序列预测。储蓄投资意愿指数具有较强的时效性，是对消费率、投资率的一个补充，在经济结构转型的一段时期内，可作为判断政策是否有效、转型是否朝预期发展的指标之一 关键词：储蓄投资意愿指数；消费；货币供应量；SARIMA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6）06-0004-07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6.06.01 一、引言 一直以来，中国都是一个高储蓄率、高投资率的国家，投资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也招致了压制消费的批评，投资消费失衡长期困扰着中国经济，过度投资造成投资效率低下，导致过度能耗和资源破坏，还蕴藏着通货膨胀风险，投资和消费失衡造成了大范围的产能过剩等问题[1]。“十二五”以来，国家积极调整经济结构，提出了“收入倍增计划”，出台拉动内需的相关政策，消费在GDP中的占比逐渐提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支出法GDP为640796.4亿元，其中最终消费支出328311.2亿元，资本形成总额295022.3亿元，货物和服务净出口17462.9亿元，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三大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0.2%、48.5%、1.3%。消费对GDP的贡献已经超过了投资与净出口，但与发达国家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在70%左右还存在较大差距 已有研究注重从宏观层面分析投资、消费比例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基于一个新的视角，从货币供应比率分析居民的投资与消费意愿，根据货币供应量构造了一个储蓄投资意愿指数，用以反映居民是倾向于现在消费，还是倾向于现在进行储蓄投资未来消费 二、文献综述 本文分析的储蓄投资意愿指数主要涉及到投资、消费，以下从投资消费角度梳理相关文献。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主要研究涉及投资消费失衡问题。本文围绕着这个问题，从合理的投资消费率及比例、投资与消费相互关系的统计检验、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等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 国外相关文献不多，Liu和Turnovsky（2005）系统的比较分析和探讨了消费外部性和生产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率和消费资本比的影响[2]。国内方面，吴忠群、贺铿、蔡跃洲等研究了投资率与消费率的合理范围。通过对中国经济增长、消费和投资发展的历史轨迹进行分析，吴忠群（2002）定性与定量结合地给出一个合理的消费率、投资率等，通过国际比较得出，无论是消费增长率还是投资增长率，都有一个政策作用空间，宏观政策的力度不宜超出这个区间[3]。依据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战略思想，贺铿（2006）研究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在国际比较中探寻中国投资和消费的合理比例，同时为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快速发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4]。经济发展阶段及城市化水平、经济外向型程度、地域及文化传统、经济体制等都对投资消费结构有显著影响，在研究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蔡跃洲、王玉霞（2011）匡算中国合意投资消费区间，合意的投资率和消费率区间为40～45%和55～60%[5]。徐敏、邓绍建（2013）构建一个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三部门消费率决定模型，据此估算出我国合理的消费率，投资消费失衡实质上是两大部类的失衡，中国投资消费失衡是因为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导致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过高而居民收入过低，从而导致三大主体投资消费行为的总量和结构失衡，并最终造成两大部类之间的不平衡即投资消费失衡[6] 投资率与消费率影响着经济发展速度，更细致的研究，资本的效用影响着投资消费率。中国投资消费失衡的形成机制可能与高积累的形成机制、循环积累机制和政府调控机制相关。邹卫星、房林（2008）建模分析发现，如果资本在效用中权重越大，生产外部性越高，则经济增长率越高，消费资本比越低。以中国经济1978―2006年的历史数据为样本，李占风、袁知英（2009）通过建立联立方程模型以及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消费、投资、净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7]。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矛盾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有密切的关系，刘伟、蔡志洲（2010）通过国民资金流量表核算资料，分析近年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趋势及其对国内总需求结构的影响程度，并研究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制度性背景[8] 与上述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