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是在甘肃河西走廊形成的地方剧种.doc

张掖特色文化鉴赏系列之 秦腔是在甘肃河西走廊形成的地方剧种 任积泉 王国华 戏曲是中国传统的戏剧形式，是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各种表演艺术因素综合而成的，具有综合性、虚拟性、程序性的特征，张掖的戏曲剧种主要有秦腔、眉户、小曲戏、木偶戏、皮影戏等。影响最大、普及最广的是秦腔。 　秦腔，又称乱弹，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剧种，流行于我国西北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秦腔受周秦汉唐盛世雄风的影响，兴于明而盛于清，形成了博大精深，涵盖古今，慷慨激昂，粗犷豪放的剧种特征和风格，深受西北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被称为“中国戏剧之母”。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秦腔的剧目、服饰、脸谱、唱腔、音乐和舞蹈中积淀了极为古老深厚的历史文化内容，具有丰富的哲学、美学、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和人类文化学内涵。保护它就是保护华夏五千年民族文化的血脉，传承它就是传承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基因。 “甘肃”这一名称始于元代，因甘州（今张掖，西魏废帝三年，公元554年设）与肃州（今酒泉，隋仁寿二年，公元602年设）二地的首字而得名。历史上甘州所辖地域为河西走廊中部（包括张掖、民乐、山丹、临泽、高台和肃南等县）,肃州所辖地域为河西走廊西部（包括酒泉、敦煌、玉门、金塔、肃北等县，有时辖区与甘州的肃南、高台交互）。因此，史书中关于秦腔起源于甘肃的记载说明,秦腔与古时的甘州、肃州有关。下面不同历史时期文献中有关秦腔形成于甘肃河西走廊的文字记载，为我们理解秦腔的形成过程提供了比较清晰的脉络，也为我们研究秦腔的发展史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依据： ——汉代，《辽史·卷五十四·志二十三·乐志》（元,脱脱著, 中华书局,2008年）记载：“汉武帝以李延年典乐府，称用西凉之声。今之散乐，俳优、歌舞杂进，往往汉乐府之遗声。”这是史书中关于河西走廊歌舞音乐的最早记录。 ——魏晋南北朝，《隋书·音乐志》（唐,魏徵等撰,中华书局，1982年）载:“苻坚之末（382年），吕光出平西域，得胡戎之乐，因又改变，杂以秦声，所谓‘秦汉乐’也。”《通典·卷一百四十六·乐六》（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12月出版）亦载:“西凉乐者，起苻（坚）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魏代至隋咸重之。”《隋书》中所记载的“秦声”可能并非现在的秦腔，但这一记载说明了秦腔最初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融合了哪些音乐歌舞要素而起源的。 ——隋代，《隋书·炀帝纪》（唐，魏徵等撰，中华书局，2008年）载：公元609年，隋炀帝西巡至张掖，在焉支山“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设于殿上，以宠异之。其蛮夷陪列者，二十余国”。“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帝见而大悦。”《隋书》中所指的九部乐，就是在隋文帝开皇初（约581—585年）所制定的《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等七部乐的基础上，于隋大业中（605—608年）又增加《康国伎》、《疏勒伎》而形成的。在制定九部乐时将《国伎》改名为《西凉伎》。 ——唐朝时，宫廷内普遍使用凉州、甘州乐。《大唐传载》（唐佚名撰，中华书局，1958年）中说：“天宝中（742—755年），乐章多以边地为名，若凉州、伊州、甘州之类是焉。”《册府元龟》（北宋，王钦若等编，中华书局，1960年）也载：公元821年（唐穆宗长庆元年），“吐蕃请盟，帝许之……乐工奏秦王破阵乐、凉州、绿腰、胡渭州、百戏等，皆中国人也”。 ——宋代时，河西走廊为西夏党项族据有。据文献记载，党项族音乐经五代至宋朝，时隔百余年而其音节悠扬，声容清厉，仍有唐朝遗风。德明时期，与北宋关系良好，“其礼文仪节，律度声音，无不遵依宋制”（戴锡章编撰、罗矛昆校点〈西夏纪〉卷四，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西夏音乐被元朝采用，称为‘河西乐’（史金波：《西夏·宁夏·华夏》，《中华民族》2002年9期）。在西夏的宫廷里有番汉乐人院的专门机构，西夏毅宗谅祚曾派使臣向北宋要伶官、工匠，并要求买化妆品和戏剧服装。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文殊山万佛洞的“西夏弥勒经变”局部舞蹈，是佛前的组舞，中间两舞伎着宽袖长裙，相对而舞，两边第三四人相向而舞，这是西夏宫廷舞的写照。文殊山万佛洞的西夏双飞天，上身裸，飘带环绕，面部为长圆形，这是西夏人的形象。编纂于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的《甘镇志》（清，杨春茂著，张志纯等校点，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年）记载：“后世之乐，虽非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