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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为美术史分期? 怎样为美术史分期? 笔者长期从事中国画教学，在给学生讲述中国绘画历史时通常会遇到这样的尴尬：一、众多教材关于美术史的分期存在很大的差异；二、传统中国画的绘画精神及技法内涵(笔墨)往往在当代的中国画中难以找到对应的实例。本文正是以这样的尴尬现状为基点，试图通过对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书画研究及传统研究方法的来龙去脉的介绍，来分析当代书画与传统书画的不同特征，进而引导大家区别看待不同时代的绘画与社会思潮的联系。 论文联盟Www.LW 　　艺术风格的变化始终与社会思想变革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又直接体现在我们对于艺术史的分期上面，故此才有我们所看到的美术史的分期与历史上朝代更替的分期并不完全相一致，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因果关系划分美术史 　　亦即滕固所谓的观念论。它们普遍受到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文物专史》中分期问题的影响，通过分期来表示研究取向，进而体现历史观，从而阐发对中国美术史发展内在逻辑的认识。又如郑午昌在《中国画学全史》中的分期，他不打破朝代，把古代美术史发展分为实用化时期、社教化时期、宗教化时期、文学化时期，以上述各期对绘画内容的影响为序，所注重的是文艺政教之间的关系以及宗教源流的分合。滕固则以佛教美术的传入、兴盛、衰落为主线，将中国美术史的发展分为生成时期(佛教传入之前)、混交时期(佛教传人之后)、昌盛时期(唐宋)及沉滞时期(元到现代)。滕固认为混交时期是最光荣的时代，昌盛时代是黄金时代，而后期衰落的原因是中国民族文化缺乏外来的养料。与他们同时代的秦仲文显然接受了新兴的进化论观点的影响，他在《中国绘画史》一书中将中国绘画史分为萌芽、成立、发展、变化、衰落五大时期，既隐含了生物演进的模式，又在结合中国绘画发展实际中有着具体的阐发。 　　利用文献的考证划分 　　文献的考证即滕固所谓的实证论。应该说古代的书画研究也并不忽视这一点，但仍然比同时代的史学粗疏。20世纪开始之后，中国美术史研究的一大进展，便是讲究了文献史料的考据，对关于一个画史人物、一件画史事实的文献记载，总能够在广泛收集佐证材料的前提下追溯史源，辨明真伪，尽可能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随着西方考古学的东渐和中国考古学的兴起，美术文物陆续出土，美术研究者在讲求文献考证的同时，尽可能地运用考古新发现，甚至投身于美术所能企及的考察之中，美术考古即是由此发展出来的新兴学科。 　　政治因素也是需要考虑的一部分 　　自新中国成立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成为美术史家方法论的指导思想。前苏联的历史学、美学、文艺学和美术学都成了中国同行学者学习和效法的范例，另外，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历史学、美学、考古学、文艺学思想最终演化成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这一时期许多美术史研究者把中国美术发生发展的过程，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分期。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前、中、晚期和近代而展开论述，具有典型的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影子。但是，艺术显现出不同阶层、不同的趣味风格和各自表现题材的特点并不能一概而论。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出自北宋宫廷画家张择端之手，然而其反映的却是当时汴京热闹的市井生活图卷。一般宫廷的人物画，特别在北宋以前，主要是以宗教和贵族生活为题材。张择端也是在翰林图画院供职，创作的作品都称为院体画或院画，但他却把自己的画笔伸向社会一般阶层的生活之中，描绘城乡生活的社会风俗画。这就充分说明，艺术的题材内容及风格技法，是很难与艺术家的身份阶层完全划等号的。 　　多学科交叉的方法被推崇 　　不断引进和消化西方美术史家社会学、图像学、风格学等研究方法是改革开放以来美术史研究大的趋势。正是由于改革开放，西方文化得以迅猛地传人，国内美术新潮也发起了对传统的挑战，这都引发了对中国现状、历史和未来的大讨论，促成了美术史界的反思与投入，也引来了美术史研究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和开拓进取的新局面，这其中以沃尔夫林的风格学、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和贡布里希多学科交叉理论影响最大。 　　从研究方法来看，由于清末以来西学东渐，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新文化观念、新史学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被美术史学者接受，从而突破了古代美术史著作中向来以为文人名家创造美术史的狭隘观念。研究方法上改变了古人重记载、重鉴评的方法；在重建历史上，发展了与西方不无关联的文献考证和考古学的典型方法；在阐述历史上，引进了偏重风格演进的内向观方法和侧重于因果关系的外向观方法，实际上是关注到了艺术本体演化的内因。但处在社会变革、文化变革中的中国美术史学者很少使用孤立的、静止的研讨方法，他们与西方同行的一个区别，是更多从功能和对象着眼来切入方法问题，因此，西方的方法 一旦被接纳就会被加以改造，成为实际上以外向观为主的综合方法，有关美术风格自身发展演变的内向观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