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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商业元素的电视剧没人看 没有商业元素的电视剧没人看 电视剧《红高粱》播出的这段日子里，编剧赵冬苓每天都会关注网上的反馈。 　　作品应该有情怀，同时要符合商业规律。2014年11月14日，赵冬苓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表示，这两年电视剧市场对商业性的要求确实提高了不少，也迫使编剧除了追求社会效益之外，探索如何增加电视剧的可看性。 　　赵冬苓强调，剧本创造加入商业性元素有其必要性，我在这几年的创作中，力图在每部作品中都添加一点新的尝试，在《红高粱》这部电视剧里，迈的步子更大一些。 　　增加了很多人物和故事 　　《瞭望东方周刊》：跟原著相比，《红高粱》最重要的人物和情节的变化在哪里？投资方对你有什么创作方向上的要求吗？ 　　赵冬苓：首先要说投资方非常尊重我的创作自由，没有给我关于如何创作的意见;剧中新增了很多原著中没有的角色，比如说张俊杰和淑贤等等，并且以他们为线索展开新的故事，另外还重新创造了一个人物朱豪三。 　　一方面是因为对观赏性和连续性的考虑，另外一方面电视剧和小说在审美特点上有很大不同，它需要有非常具体的人物和情节来进行表达。其实很多故事莫言都留了空间，他没写，我觉得小说是不用写的，但是电视剧要面对最广大的电视观众，要把它补白。而一些过分残忍、血腥的情节在电视剧里不适合出现。 　　淑贤这个人物原小说没有，增加她是想丰富九儿的个性。多年苦熬的大少奶奶淑贤是旧社会里活得很不幸的一类女性，她是完全顺从的，而九儿是以一种激烈反抗的姿态来生活。 　　张俊杰这个非常正能量的角色原小说也没有，但如果要把九儿的情感命运发展写出来的话，这样一个白马王子一样的少女时期偶像就少不了。作为那个时代的有志青年，无论是寻找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还是寻求民族的解放，都是很自然的事，这也包括加入早期共产党，我想我更强调他作为一个寻路者的角色。如果要表现那个时代的各种政治力量，画一幅饱满的社会关系图，张俊杰这样的人物也少不了，张俊杰、朱豪三始终在探寻救国救民道路。 　　电影几乎是没有社会关系的一个单纯故事，而电视剧要把精神性的东西改成一个富有烟火气的故事。 　　变男性视角为女性视角 　　《瞭望东方周刊》：跟原著相比，九儿变成了第一主角，而九儿跟余占鳌的关系颇值得玩味，一直是女方在调教男方，有《驯悍记》的感觉。 　　赵冬苓：确实，九儿是我写过个性最强悍的一种女性了。颠轿的桥段，电影里把巩俐颠哭了，电视剧里始终没有把周迅颠哭，她吐完了上去说，接着颠吧，姑奶奶还没颠够呢。我们着力塑造九儿身上那种桀骜不驯的张扬个性。 　　我对九儿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和余占鳌的关系定位为男人和女人的战争，而且她绝不是失败的那一方。野合的场景跟电影版的完全不一样，电影里巩俐就一个大字躺在那里，而电视剧里是男人和女人一番搏斗，余占鳌说不干就算，反而是九儿主动，一方面突出九儿是一个掌握自己命运的女性，另外余占鳌对九儿是非常尊重的。男人总喜欢自己征服不了的女人嘛，恋儿无论如何没有得到余占鳌的爱，因为她爱得没有自尊。 　　《瞭望东方周刊》：周迅版九儿跟巩俐版九儿相比，有什么不同？ 　　赵冬苓：电影是男性视角，电视剧我们改为以九儿为中心视角，她身上很多东西丰富了。这主要是从艺术创作规律来考虑的。余占鳌后来当了土匪，等于是割断了社会关系，九儿就成为了剧中社会关系的联结者，在各种复杂社会关系的中心，这样才满足我们电视剧讲故事的要求。 　　商业性的探讨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大家觉得这个剧可能商业元素多了些，像三角恋、宅斗、剿匪，在以往的年代戏中都很常见，一些观众觉得落于俗套，缺少了原著的韵味。 　　赵冬苓：我对莫言的《红高粱》怀有高度的敬意，《红高粱》在那个时代具有振聋发聩的影响力。但这毕竟是1986年的作品，现在人的自由程度、社会的宽松度已经大不一样了，我们必须根据现在的时代特点，根据电视剧艺术形式的要求，对《红高粱》原著作一次重新阐述。 　　莫言的创作笔法有大量的浪漫、魔幻色彩，时代背景、社会关系不是他铺陈的重点，我们的剧中希望有家国情怀，对于人物关系就有了更高的要求，于是我们需要做人物关系、社会背景的补充、丰富和扩展，当然在做这些的时候要符合一些商业的规律。我这两年一直在探索剧作的商业性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主旋律作品要怎么写，才能符合商业规律？ 　　赵冬苓：长期以来不少人对主旋律作品有一个很深的误解，以为它必须主题先行甚至要生硬灌输。我个人相信任何关于情操和道德的命题，都有植根于人之常情的出发点，编剧的挑战在于找到两者之间的那根线，将之通过故事表现出来。 　　譬如说九儿，在剧中没有人对她进行过爱国主义教育，她也不懂这方面的大道理，但是当她深爱的人和深爱的土地受到侵犯破坏时，反抗就成了下意识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