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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新中国的文学制度张均柄谷行人表示，福柯说文学的成立在西洋不过是19世纪后期的事情。文学的规范化则大概与民族国家的确立相关联，这种规范性是对18世纪英国小说所显示的那种多样性的一种压抑。这段话，可作为晚清以来中国文学制度发生史及其内部谱系关系的注脚。制度与国家之间新的关系的建立，刺激了近年文学制度研究的勃兴。迄今为止，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一1976）已取得相当实绩，但也呈现出较多可重新讨论的议题。其主要不足，借用克利福德的比喻是，它只发射出一束强烈的光，照亮事物的一部分。质疑、反思这些研究背后某种建构性的学术机制，是认识文学制度和从制度层面重新识别被80年代所否定、简化的50-70年代的历史/文学的前提。一关于文学制度，通行的解释是把它界定为在文学与社会、作家与读者、文学与生产、评价与接受之间形成的一套体制，如职业化作家、社团文学、报刊与出版、论争与批评，以及文学审查与奖励等等，它们对文学的意义和形式起到了支配、控制和引导的作用。新世纪以来，相关研究逐渐增多，较多见的是关于某单项制度的研究，如邢小群有关文学机构的个案解剖（《丁玲与文学讲习所的兴衰》），陈明远有关当代文人经济收入的考察（《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以及孟繁华、陈改玲、吴俊、郭战涛等学者关于当代传媒、出版的讨论。其中，洪子诚、王本朝的研究相对集中。洪子诚最先提出系统研究文学体制的设想，并以一体化概念处理50一70年代文学的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认为其时存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文学世界对文学生产的各个环节加以统一的规范、管理，是国家这一时期思想文化治理的自觉制度，并产生了可观的成效”。这一史观影响深刻。王本朝《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一书从文学机构、作家身份、文学期刊、文学出版、群众读者、文学批评、文学政策、文学会议等层面，讨论了社会主义文学借助文学制度实现的对文学观念、作家思想、作品创作以及读者阅读的全面制约和规范。就方法、结论而言，王本朝研究是对洪子诚的承续。这些研究揭示了当代文学制度最重要的面向，但不知怎的，细读其中部分著述，却总免不了几丝不安。这源于一些研究者使用判断语式时的历史的自信。其实，洪先生在使用一体化概念时，并不那么肯定，只是说它大概是比较合适的，有效的，但它又不是一劳永逸的，不能代替具体、深入的分析。但另外一些非亲历者反而没有类似的谨慎。譬如，有学者认为：（新中国）以国家把文学工作者全部包下来，把文学活动全面管起来为特征。尤其在毛泽东时代，更具有全能国家的特点，文学全部纳入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轨道。@观察者网或断言在一切皆靠财政拨款的计划体制下，文学界只得通过仰承国家意识形态的喜好，在国家政策的指挥下有序的运作。与文学相关的文艺刊物、图书出版、经销发行以及稿酬评奖等都借助物资的调配与划拨而被无形的国家意志所掌握、控制。更有论者将此时期文学直接定义为国家文学：当文学（在国家范围内）受到国家权利的全面支配时，这种文学就是国家文学。国家文学是国家权利的一种意识形态（表现方式），或者就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直接产物，它受到国家权利的保护。同时，国家文学是意识形态领域中国家权利的代表或代言者之一，它为国家权利服务。这类判断是否过度放大国家权力？中国社会运作极其复杂，在历史上，国家权力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宰制社会空间与民众思想，极为可疑。即便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也不能作过于夸张的估计。据笔者阅读当时《文艺报》、《人民文学》、《文艺学习》、《诗刊》、《新观察》、《说说唱唱》、《文艺月报》、《收获》、《天津曰报?文艺周刊》、《光明日报》文学评论双周刊、《文汇报》笔会副刊及大量回忆录、批判材料、大字报等所掌握的原始史料看，有关文学全部纳入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轨道的判断，其实含有较多想象成分，某些结论甚至不能成立。据有关材料，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制定的一些文学体制受到了明显抵制。1951年5月，中宣部正式规定普及是今后地方刊物办刊方向省市出版的期刊，必须是通俗的；省市的文艺杂志应成为以供给工人业余文娱团体和农村剧团的应用材料与工作指导为目的的期刊。执行此规定后，全国六分之五的文艺刊物都转而专刊通俗说唱材料，余下的可用于发表精英文类（小说、诗歌、论文等）的刊物仅十余种，精英文学势力与通俗文学势力的关系由此紧张。所以，这一规定遭到持续抵制。1953年，《文艺报》主编冯雪峰策划系列文章，从作品构思、读者反应、发行状况等方面集中攻击通俗化政策。普及政策最终不了了之。毛泽东主席直接推动的读者接受制度同样尴尬。1951年初，由于毛泽东两次有力的批示，《人民日报》、《文艺报》等报刊相继建立了集批评、反馈和监督于一休的接受制度。工人、农民、战士等读者史无前例地走上批评前台。但与此同时，遏制、删除、挪用、虚构读者之类编辑成规的形成，又瓦解了毛泽东革命民众主义的理想化的体制构想。195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