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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刑事责任能力　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统计，截至2007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53亿人，占总人口的11.6%，中国已成为老龄化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人口老龄化对国家与社会都产生着重大的影响，随之也出现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中老年人犯罪问题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老年人犯罪，在刑法理论上属自然人主体犯罪的一个范畴，从而研究老年人刑事责任能力问题显得极为必要。一、探讨老年人刑事责任能力问题的必要性按通行观点，所谓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对于犯罪行为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是一切犯罪主体都必须具备的条件。老年人刑事责任能力一般是指60岁以上的人对于犯罪行为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但是笔者认为，随着人均寿命进一步延长，老年人犯罪主体的心理、生理弱化程度减慢，因此将老年人的年龄标准适当提高更有利于对老年人刑事责任能力的研究。1、我国现行刑法在分则中侧重了对因生理原因形成的弱势群体的一体保护，如虐待罪、遗弃罪等，但在刑法总则中，则仅体现了对未成年人、孕妇以及精神病患者、盲聋哑人犯罪的特殊保护方面，这其中对未成年人犯罪的规定又最为完备。但对同样处于弱势群体的老年人的刑事责任能力则未加规定，使相应条文出现了结构性的缺失，这不符合国际立法通例，也暴露出我国《刑法》在对犯罪主体刑事责任能力认定上的不公平性。2、贯彻落实罪刑法定原则的现实需要促使我们关注老年人刑事责任能力问题。罪刑法定是我国现行《刑法》所确立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其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罪刑法定原则内含的法定性要求：事先以成文的实体法规定犯罪及相应的法律后果，实体法律必须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且须是成文法;明确性要求：对犯罪及相应法律后果的规定必须明确，犯罪成立的相关规定必须具体。然而，由于现行《刑法》总则缺少对老年犯罪人刑事责任的专门规定，致使司法实践中对涉及老年人犯罪案件的量刑畸轻畸重的现象时常发生。有的法院以“年龄不是法定从轻处罚情节”为由不恰当地让老年犯罪人承担与一般成年人同等的刑事责任，有的法院则从办案经验出发无原则地对老年犯罪人一味从轻处罚，使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落实存在着缺憾。3、我国当前相关立法在老年人违法处罚方面的重大突破可为刑事立法完善老年人刑事责任借鉴。2005年8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1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依照本法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三)七十周岁以上的;……。”这一规定相对于原来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行政处罚法》而言，对有行政违法行为的老年人所采取的新举措无疑是一个重大立法突破，体现着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彰显着时代的进步。虽然，该规定是针对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老年人的，与老年犯罪人的刑事处罚问题无涉，但其对后者的完善所产生的启迪和催化作用是不容低估的。笔者认为，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在涉老问题上的新规定预示着我国完善老年犯罪人刑事责任制度的现实可行性。二、老年人刑事责任能力规定依据1、我国古代立法的恤刑传统及近代立法的继承我国古代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社会，基本上都有有关老年人刑事责任的规定，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近现代意义上的新式刑法典《大清现行刑律》，在处罚老年犯罪问题上亦有明文规定:“未满十六岁人或满八十岁人，得减本刑一至二等。”此后，无论是北洋政府时期还是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都有关于老年人刑事责任减免处罚的规定。此外，在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政权所颁布实施的刑事法律文件中，也有关于老年人刑事责任的立法例：《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暂行刑律》第29条规定:“满80岁人犯罪者，得减本刑一等或二等。”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颁行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惩治汉奸条例》第9条规定:“犯第2条各项之罪，年龄在80岁以上者得减刑。”由此可见，宽仁慎刑，矜恤老幼是奴隶社会形成贯穿封建社会直至近代的一项传统，它反映了扶助老幼妇残的民族精神，蕴涵着鲜明的人文关怀，体现了国家的仁政和刑法中的人道主义精神。2、国外刑法对老年人刑事责任的规定从国外老年人犯罪承担刑事责任的立法例来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有条件地免除刑罚。《墨西哥刑法》第34条以及《荷兰刑法》第二章第3条都规定，70、80岁以上的老年人犯罪的，免除刑罚。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年龄只是免除老年人刑事责任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如《墨西哥刑法》第34条规定，以丧失理性为条件，《荷兰刑法》第3章第3条规定以丧失理解为条件。(2)、减轻处罚。按照1940年《巴西刑法典》第48条的规定，对年龄超过70岁的犯罪人从轻处罚。1916年《蒙古刑法典》第19条规定，剥夺自由刑的最高期限不得超过15年，但对犯罪时60岁以上的男子和50岁以上的女子，剥夺自由刑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