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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盾：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思想史路径　　 ———以“市民社会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案例 一、“往前做”与“往后做” 在对马克思学说之历史性的理解中,马克思的思想史来路和马克思的当代理论效应是同等重要的两个课题。但是面对近十余年有越来越多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致力于“往后做”,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和各种当代激进理论的研究空前繁盛的局面,笔者希望提出“往前做”的重要性问题。这不仅是因为这条思想史之路相对岑寂,研究者和论著的数量都少,更主要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方面的研究工作总体上质量不高:至今我们对马克思学说的思想史渊源的理解,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实际上都非常有限,而这一研究本质上对于解读马克思来说,恰恰是更艰难和更重要的。马克思的思想和学说按其本质首先是西方现代思想史演进的一个必然产物,也是它的一个有机部分,然而,不仅旧的教科书体系关于马克思学说之三个思想来源的描述贫乏刻板,甚至直到今天,我们对马克思学说的思想史渊源的理解仍然空洞粗疏,无法真正进入马克思思想学说的历史性本质。比如,我们习惯于认为马克思第一次为哲学奠定了历史的观点,其实“对历史的发现”乃是现代哲学区别于古代哲学的一种根本维度;我们习惯于认为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哲学必须从解释世界转向改变世界,其实哲 学从个人的沉思变成对大众的启蒙和改造社会的事业,乃是现代哲学的一个总体趋势。最为致命的是,我们已经形成一个定式(我自己以往的研究工作也遵循这个定式),即:既然马克思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一次革命,那就意味着马克思的哲学与整个近现代哲学传统是“断裂”的。在这样一个定式下,如果有谁把马克思放在西方的近现代哲学谱系之中进行解读,那么这本身就是对马克思的贬低。 对于上述研究定式是如何背离马克思学说的历史性本质的,笔者有极真切的体会,愿举例说明之。当我们往前追溯马克思的思想史来源时,首先碰到的一个大问题就是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在这一课题的研究中存在一种普遍倾向性,那就是:强调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淡化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师承,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是在超越黑格尔之后重新发现的一种完全异质的革命性的新观念。比如,认为黑格尔和马克思共同面对“现代性自我理解的哲学形式”这个大问题,但两人作了不同处理:黑格尔把问题置于“概念的自我运动”中,结果他对问题的所有解决最后都沦为“概念神话”;而马克思则要求通过改变现存世界的革命实践来解决这个问题。(参见张盾)不难看出,上述研究定式在这个具体课题上的体现便是:黑格尔的观点大多是谬误的、需要扬弃的,马克思的观点才是正确的。 进一步,这一定式可被推广为:马克思之前的那些现代哲学家的学说大多可以认为是充满错误的,只有马克思的学说才是真正正确的。无疑,这样一种认知有其合理的根据,因为马克思对整个现代思想史的伟大贡献和革命性拓展是不可否认的,以至所有现代性言说都可以说是“与马克思对话”。但是,马克思的贡献和拓展是在续写整个现代哲学实体发展的基础上才实现的,而这也是现代思想史的实情。 在这一点上,施特劳斯的一个看法富有启示:在施特劳斯对现代政治哲学的批判中,他把马克思学说当作现代政治哲学的一个有机部分、“现代性三次浪潮”中的重要一环。在他对现代政治哲学作为现代性危机之最深根源的复杂反思中,他实际上把马克思看成了现代政治哲学演进的一个顶点,由此出发对马克思进行批评。(参见施特劳斯,第32-46页)笔者当然不能认同施特劳斯的总体观点,但认为施特劳斯把马克思置于现代政治哲学的总谱系中来解读,这并不贬低马克思,因为马克思确实就是一位伟大的现代哲学家。因此,我们的研究工作应该改变让马克思脱离现代思想史并与之对立的定式,改变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抽象肯定和抽象赞美,这样做无论对马克思还是对整个现代哲学都更公正更有益。因为很难想象从霍布斯到黑格尔,那么多彪炳思想史的聪明人都犯下同样愚蠢的错误,使整个现代思想史充满谬误,最后只有马克思一人发现了真理和终点。这样一种解读恰恰会使马克思的思想成就大为减色。现代思想史的实情应该是:这些思想英雄们共同创造了现代政治哲学的实体,那是大家共同创造的一个精神传统;这些人始终被一些共同的问题所引导,从各种不同角度切入问题的讨论,各自作出自己的贡献,在此过程中共同推进对现代性的理解;而马克思在这个过程中作出了他的独特而重要的突出贡献。下面以近来重新被学界关注的市民社会与历史唯物主义关系为例说明之。 二、市民社会与历史唯物主义 众所周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探索是从考察市民社会开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这一探索的结果这样概述:国家与法不能从它们本身来解释,而要从物质生活关系去解释,这种物质生活关系被黑格尔按照18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有赖于政治经济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