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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大学写作中的文德教育 漫谈大学写作中的文德教育 近几年来,文坛和学术界屡屡发生抄袭剽窃事件,校园里作业与论文抄袭现象则更有泛滥之势;新闻界盛行炒作风,善于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汶川大地震后,有人无视生命价值,肉麻地粉饰现实,写出纵做鬼,也幸福之类的名句如此种种无不提醒我们,大学写作教学应该讲一讲文德。 　　历史地看,讲求文德在我国文章史上向来很受重视。古人所谓论文联盟www.LWlM.com道德文章,既有立德先于立言的区别化含义,也有合二为一、前者修饰后者的内涵。韩愈曾对向其求教为文之道的一个年轻人李翊说: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所谓的养其根、加其膏,是积极培植写作者个人修养的形象说法,其中既有语言修养、知识修养,更有思想道德修养,因此他特别强调了其言蔼如的仁义之人。韩愈还概括了气与言的关系,称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这正是传统文论中的养气说。今天的大学写作教育,是很有必要承继这一优良传统的。 　　写作既然要讲文德,那么该讲什么样的文德呢?古人有所谓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做法,这样的德自不在我们的继承之列。窃以为,写作中所讲的文德,当立足于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以独立的人格追求为导向,确立权利和责任意识;以从我做起的道德自觉来共同净化污浊的风气,尤其要倡导诚信的现代品格;以科学素养引导理性精神,戒除为人为文的虚矫自大之态。详而论之,包括如下数端: 　　一是坚持独立的人格追求,用自己的良心说话,不仅要反对人云亦云的庸腐浅薄,更要反对奴颜媚骨的溜须拍马。陈寅恪先生在王国维纪念碑铭中提出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仍应成为我们的追求目标,而无数前辈学人也为我们树立了坚持真理的典范。远的不说,近期逝世的季羡林先生即是一个为人高尚、为文真诚的佳例。他在文革最艰难的时候,坚守良知,以沉默对抗疯狂的批判与无耻的污蔑;他以学术良心自律并以此要求年轻学人,而学术良心实际上即是独立人格在学术中的真实表现;学术之外,他也兼济天下,以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写出不少散文作品,尤以《牛棚杂忆》为最著名。应该让学生明白的是,独立的人格、真诚的良知并不一定需要在大是大非面前才能得到检验;为文与为人实际的不一致,并不说明我们就不该将为文即为人作为追求目标。作为学生,摇尾乞怜之文未必做得出来,无病呻吟之作却是司空见惯的。不过我们应该看到,在应试教育的体制下,学生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迎合阅卷者趣味来进行写作(这甚至已经成为部分教师的作文指导秘笈),其实已经埋下了文格卑下的种子。不是从真我和人性出发,而是以种种先定的宏大命题来束缚我们的文笔,怎么能够写出感人之作?汶川地震后曾有含泪诉告灾民书,引起了广泛的讪笑讥评,原因即在于以虚幻的大义来掩盖实际的矛盾。这是一种特殊的媚态,而我们的许多作文训练不知不觉地已经埋下了这种媚态之因。在同样的地震背景中,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先生的《江城子》词反映出的反人性创作态度则更令人侧目。王兆山的鬼词可能只是一种无病呻吟的应景创作,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创作体验,多少读书人没有经历过呢?问题是它成为一种习惯以后,其矫揉造作的情感足以泯灭基本的是非判断,并进一步发展成为迷失自我的奴颜婢膝。凡此种种都足以提醒我们,独立的人格和真诚的良知就存在于平时的一言一行中,我们的每一次写作即是人格和良知的展现。 　　二是培养严格的责任意识,为人、为文当以现代公民的负责任态度自警。文责自负是对写作者的基本要求,它不仅意味着对文章真实性的承诺,也体现了对社会效果的担当。然而在媒体娱乐化日趋严重的今天,文责自负在恶意炒作面前失去了分量。为了夺人眼球,无良媒体和无耻文人不惜以歪曲的事实、夸张的言辞来耸人听闻,语不惊人死不休。去年宋祖德诽谤谢晋导演名誉案即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在谢晋导演尸骨未寒之际,宋祖德在博客上发布骇人听闻的内幕消息,既对死者家属造成巨大的心理伤害,也在社会上混淆了视听。可笑的是,在最近的法庭审理中,其律师竟以黑客所为来为宋祖德开脱。宋的这种卑劣行径有悖于中国的传统道德规范,更与现代文明社会的合格公民的要求相去甚远。在普遍缺乏责任心的社会风气下,类似的无中生有、肆意歪曲事实,以及通过低俗趣味吸引读者的种种做法泛滥成灾。在网络社会的特定背景下,言论的空间前所未有地巨大,然而言论空间的扩大与责任意识必须结合起来,言论自由与侵犯他人权益的边界也必须厘清。只有这样,才能预防青少年学生习非成是。在大学的写作教学中,完全可以利用社会上的经典案例和相应文本来进行解剖分析,从而既提高学生的辨别是非能力和责任意识,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写作能力。 　　三是倡导诚信的品格修养,从我做起,杜绝弄虚作假特别是抄袭之风。近年经常爆出各种抄袭门事件,其中有学界精英甚至大学校长,有知名的和不知名的作家,也有初出茅庐的青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