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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减速凸现改革良机 　　三项红利一一衰减，旧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此刻正是决策者及公众接受较低一点的经济增速，并将注意力更多地转向社会变革及制度建设之时 2012年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7.6％，创下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次低的速度。 经济增长速度适度，CPI压力明显减轻，为改革创造了相当好的氛围，改革窗口已经打开。温总理提出，要“做几件实事以提振信心”，从现实情况出发，这几件实事不应是扩大投资的实事，而是要在改革上有重大突破，启动并突破一些社会广泛关注的改革。 中国仍是一个转型中的大国，体制机制还存在不少弊端。眼下的形势给相应的改革提供了难寻的机会，如何抓住这一机会，将危机变成改革的契机，考验着决策者的决心和智慧。 容忍低增长 确实有人相信，中国仍能保持20年高速增长，不过，多数研究经济的学者则是以潜在经济增长率下移，来说明中国过去近30年那种高增长的不可持续。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历已验证这点。 如今，海外发达经济体身陷债务危机，需求锐减；国内房地产调控力度不减，企业削减产能仍在痛苦延续；中国试图转变增长模式，成效并非一朝一夕。诸多因素影响下，期望高增长已不现实。 今年二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速回落到7.6%的三年低位，部分市场人士相信二季度可能是年内增长低点，但在预测未来时多数不敢乐观。正如学者提醒，当前中国仍可延续旧法，以大量投资刺激经济，这可能加剧未来供大于求的矛盾；可以大幅放松货币政策，但房地产调控将功亏一篑，资产泡沫也极可能重新泛起。 过去20多年中，以投资和出口为拉动力，加之改革的制度红利、中国加入WTO的全球化红利，以及人口红利，中国经济确实踏上了一个更高的台价。但不容忽视的是，GDP快速增长背后，环境、医疗、养老保障等问题愈益沉重，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利益再分配也引发诸多社会矛盾。 而今，以上三项红利无不逐渐衰减，旧的增长模式又难以为继，正是决策者及公众接受较低一点的经济增速，并将注意力更多地转向社会变革及制度建设的时刻。 就业问题是横在我们面前的第一道难关：GDP增长放缓到一定程度，是否会引发严重的失业问题？现在看来，没有人能够测算，是7.5%还是6%的增长速度，可能导致企业大量倒闭，失业者急剧增加，社会矛盾由此而起。 关键在于，容忍7.5%甚至6%的增长速度的同时，政策着力点将转向构建公平竞争的商业环境，打破行业垄断、地区封锁，开放投资领域，激发民间资本的真正活力；同时，落实减税政策，扶持中小企业，并启动税制改革，使地方政府承担起地方管理职责，并赋予其相应的财力；精简政府机构，并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财政收入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倾斜，使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成为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拉动力。 这些都是直面就业难题及社会矛盾的有力之举。 不管是降低企业或居民税负，或是加大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支出，短期看，都可能会让经济减速，但当前的减速是为未来积蓄力量。 无节制的官员意志下的基建和投资，很可能意味着低效率甚至无效率。繁华过后，常是纳税人埋单；同样，大规模的房地产投资热潮可带动诸多相关行业发展，但谁来承受明天的泡沫破灭？ 低增长现改革良机 假设中国感到了经济下滑的风险，那么唯一的处理方法便是调整经济结构，同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一切的刺激投资政策和放松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反复，只能是再次掩盖和积聚问题，终有一天会危机再来。 中国经济的问题，早曾经不单是速度问题。不能为了美观的经济数字，再次失去调整构造的良机。 在几乎每一次的宏观调控中，都会出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调控政策越是密集，这种博弈的强度就越大。在过去的几年中，这种现象尤甚，从经济增长速度、房地产价格、到产能治理等问题。 比如，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7.5%的预期增长目标，但来自各研究机构的预测数据，都普遍认为最终将会超越7.5%，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对GDP的竞争，最终不管是提供注水的数据，还是继续大干快上，都可能突破中央的定调。 在房地产调控上，过去两年虽然中央政府严防死守，但各地仍然屡次进行突破和试探，稍有风吹草动，房价涨幅就立即拉升。原因是分税制制度下，地方财政高度依赖于土地价格，而中央政府对房地产价格的强压使得地方政府如坐针毡。 在产能治理方面，中央政府近8年来一直在强调淘汰落后产能，但从多年的实际“治理”效果来看，效果甚微，反而会出现越调越大的现象。 在地方政府层面，完全有理由抱怨，各地经济发展现状不一，实际情况千差万别，中央“大一统”的计划调控举措会限制地方发展的积极性；而在中央政府层面，则要维护经济和社会的平稳发展，要着眼于大局，解决不同地区的发展不平衡问题。 这种央地博弈，一直伴随着中国近3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进程。在经济改革事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