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事会治理结构对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影响探讨.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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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治理结构对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影响探讨

理事会治理结构对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   摘 要:近年来,随着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迅速壮大和公益慈善事业信任危机的加重,信息披露质量成为非营利组织持续发展的关键。文章以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为非营利组织的代表,采用文献梳理和实证分析探究其理事会治理结构对信息披露程度的影响,并基于研究结论,为非营利组织如何提高信息披露程度提出改善建议 关键词:非营利组织;公募基金会;理事会治理结构;信息披露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4428(2016)05-08 -03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中国非营利组织事业整体快速发展,基金会作为其组成形式之一,在社会发展中的角色作用也愈发重要。伴随而来的是社会对于非营利组织的信息透明度和公信力开始有所质疑,特别是在2011年,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所遭受的信任危机尤其严重。面对这种困境,如何提高非营利组织的整体信息透明度,推动其自身的透明及廉洁建设,已成为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以基金会为代表的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机制虽相较于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官网信息披露、各级政府部门的电子政务公开的标准化和强制化而言相对较弱,但近年来也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法规,逐渐重视和引导相关信息披露。如2004年起施行的《基金会管理条例》、2006年起施行的《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以及目前正在试行的《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等相关规章制度中对基金会的信息披露均有明确要求:基金会应当在每年规定期间内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完整的、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批准的上一年度工作报告,接受年度检查;在通过年度检查后,基金会应当通过指定的媒体渠道公布其年度工作报告,以接受社会公众的查询和监督;基金会应当及时向社会公众公布真实、准确、完整的捐赠及管理等信息,以保证捐赠人和社会公众能够迅速、快捷地查阅或复制所需要的信息资料 根据相关文献梳理,现有关于非营利组织理事会治理结构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多侧重于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探究(Jackson和Holland,1998;颜克高和薛钱伟,2013),对诸如组织信息披露程度这类非财务绩效的关注则十分有限。因此本研究以非营利组织中信息披露较为全面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为例,探究基金会理事会治理结构对其信息披露程度的影响,并根据具体影响,为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乃至整个非营利组织行业通过改善理事会治理结构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和组织管理能力提供建议 二、研究假设 本文所采用的理事会治理结构变量主要来源于颜克高和薛钱伟(2013)的相关研究:理事会规模(理事人数)、性别比例(女性理事人数/理事会规模)、年度内召开理事会会议次数、会议出席率[年度内参加理事会会议的总人次/(理事会规模×会议次数)]、报酬比例(领取报酬的理事人数/理事会规模)以及理事平均年龄 现有相关研究已证明,理事会规模的差异往往会造成组织的信息披露程度的差异,进而对组织信息透明度等非财务绩效产生影响(刘志明等,2013)。此外,理事会成员的平均年龄也对组织信息披露程度起到一定作用:一般来说,较高的年龄往往代表着经验丰富和人脉广泛,有利于组织活动的开展,因此我国非营利组织的理事会成员年龄普遍偏高;但随着年龄增长,理事往往面临着对工作的热情和精力的下降,对信息的披露程度也会随之下降,因此相关研究表明,理事会平均年龄与组织信息披露程度呈负相关(刘树林和席酉民,2002) 另一方面,Erhardt(2003)的研究证实了非营利组织中理事性别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即只有当理事会中存在较多的女性理事时,女性对理事会的决策的重大积极影响才会显现出来。但目前我国基金会理事会中仍以男性理事为主,女性理事的存在象征意义高于实际作用,对于真正提高组织信息披露程度之类的绩效指标效果并不明显。与此同时,理事会会议也由于缺乏正式的议程设置,以及理事较少参与到组织的日常事务运作中等原因,而导致会议的召开流于形式,难以发挥其真正的监管作用,从而对信息披露的影响甚微(Callen, 2010)。此外,《基金会管理条例》中“领取报酬的理事人数不得超过总数1/3”的规定,也使得报酬对理事会积极主动实施信息披露行为的激励十分有限 基于以上相关文献梳理,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a:理事会规模会对组织信息披露程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H1b:理事会成员平均年龄会对组织信息披露程度产生显著负向影响 H2a:理事会成员性别比例对组织信息披露程度无显著影响 H2b:召开理事会会议的次数对组织信息披露程度无显著影响 H2c:理事会成员会议出席率对组织信息披露程度无显著影响 H2d:理事会成员领取报酬比例对组织信息披露程度无显著影响 三、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筛选 本研究以国家民间组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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