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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日本观的重塑及其现代价值 　　摘 要： 纵观整个近代历史，中国知识分子对日本的认识从最开始的模糊错误，到逐渐重视日本，正视日本，学习日本，再到最后对日本的侵华野心有了全面理性的认识，共经过五个认知阶段。在如何向日本学习的问题上分化成四种方向：分别为资产阶级改革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实业救国派和改造国民派，虽然他们的重点不同，但都反映了知识分子的爱国救国之心。随着对世界的了解加深，他们的国际观也发生重大变化，开始将中国视为一个民族、国际体系中的一员，对国际体系及国际规则有了进一步认识 关键词：甲午战争 知识分子 日本观 国际观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08-0391-02 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上，甲午战争是极其重要的一笔。清政府败于“蕞尔小国”日本，割地、赔款、开通商口岸，被所有中国人认为是奇耻大辱，留给国人无尽的悲怆，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深化了人民的痛苦和负担，社会矛盾变得更为突出 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拥有通过“科举”晋升为官僚阶层的社会阶梯，是识字率并不高的古代社会中无可置疑的精英阶层。一方面，他们最先接触到外界的信息，具有一定程度的话语垄断性，也具有极强的代表性。另一方面，广大知识分子群体极富责任感，怀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知识分子阶层对外界的变化具有较强的敏感性，并敢于发声。因此，当甲午战败的消息传来，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感情冲击，随后他们对日本的认识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这种变化呈现出范围上的整体性和时间上的同步性，但转变的程度则体现出渐进性和方向多样性的特点 一、中国知识分子日本观重塑的演进过程 受到古代中日两国交往历史的影响，中国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盲目自大，罔顾进入近代社会后周边和世界局势的骤变，绝大多数中国人尚未真正开始放眼世界、认识日本 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日本的认识虽然已经起步但依然很模糊。《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等著作“开风气之先”，介绍了数十国家的政治历史地理状况，但“独于日本考证阙如，或稍述之而惝恍疏阔”[1]这表明，以魏源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虽然认识到中国相对于西方国家的落后，但对待日本依然有漠视心理 以日本的明治维新和“琉球事件”为时间节点，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开始重视日本，开始认识到日本的侵略性。明治维新引发了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对日本的注意，他们纷纷称赞明治维新是日本富强的关键。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情况，希望中国可以借鉴日本的改革，走上富强之路。在“琉球事件”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逐渐认识到日本的侵略性和狡诈性，引发了对日本的警觉，台湾的重要性和军事防守的空虚也引起了清廷内部的关注 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使知识分子阶层出现了整体性、同步性的认知转变，开始正视日本。谭嗣同获悉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写到：“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这句诗可以说是这种失望和悲愤的典型代表。痛苦之余广大爱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开始对战争进行反思。黄遵宪的《悲平壤》、《哀旅顺》、《哭威海》、《度辽将军歌》等爱国诗歌是甲午战争的历史反映，揭露了当时清廷从政治到军事的彻底腐败。他的作品理性地反思了两国之间的差距，反思了“区区黑子大，胡为战则赢？”[2]的问题，反思了中国为什么经过洋务运动的努力依然惨败的问题 甲午战争的反思期过后，知识分子阶层普遍提出“师日”的主张。康有为认为，日本是向西方学习后来居上的楷模，同时又具有与中国类似的历史进程，中日两国语言相近，因此，向日本学习是实现中国振兴的一条捷径。[3]这种观念在当时具有普遍意义，不仅是普通的知识分子阶层，官僚阶层，甚至光绪皇帝本人也持有类似观点，取法日本成为知识分子群体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师日”心理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走出自设的传统文化优越的藩篱，开始接受中华文化只是世界文化群中的一支的事实 随着对日本和国际形势认识的深入，知识分子认识到日本对中国的狼子野心，日本观开始变得更加公正、理性、客观。宋教仁指出，日本“有假同洲同种之谊，怀吞噬中原之心，日日伺其隙，窥吾间，以数数谋我者，此则真为东亚祸源唯一之主原因。”[4] 综上，甲午战争前后，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日本观随着认识的深入逐渐演化，从鸦片战争后对日本的认识模糊片面，到明治维新和“琉球事件”后开始逐渐重视和认识到日本的侵略野心，甲午战后初期知识分子开始将日本视作一强逐渐正视日本，在此基础上提出“师日”主张，但随着认识的进一步理性客观对日本的侵略性逐渐成为共识。这种演进总体上是知识分子阶层的爱国情怀和救国心态的集中体现 二、中国知识分子日本观重塑后围绕“师日”的论争 面对甲午之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