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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后清政府对俄外交的演变 　　摘 要：甲午战后，中外关系出现了新的形势。中国沉沦，日本崛起，俄国加紧在中国东三省的侵略活动，日俄矛盾日益尖锐，英日在共同对俄的基础上互相接近。基于远东格局的这种变化，清政府在“恐日”“仇日”情绪的支配下，期待“联俄制日”。1896年，中俄签订的“中俄密约”和《东省铁路公司合同》是清政府实施“联俄”政策的结果。清政府本意是“联俄制日”，结果竟使俄国逐步把东三省变成其势力范围。义和团运动时期，俄国出兵占领东三省，中俄矛盾激化。中俄东三省交涉，引起国内外的密切关注，各种力量介入其中，受其影响清政府由“联俄”走向“疏俄” 关键词：甲午战后;清政府;联俄;疏俄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0-0142-04 甲午战后，中外关系出现了新的形势。中国沉沦、日本崛起是最显著的特征。日 本经中日一战，俨然崛起为远东一霸，“与一些老牌帝国主义强盗平起平坐，成为远东乃至欧洲国际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1]。西方列强对之刮目相看。日本作为一支新兴势力出现在东亚舞台，其“八■一宇”的征服计划，矛头指向落后的中国。甲午战后，中国国内出现了“恐日”和“仇日”情绪。清政府因无力对抗日本，所以为摆脱困境寻着“以夷制夷”的老路，期望结强援以制日，这引发了清政府对外关系的一个转折。本文以甲午战后远东格局的变化为视角，探讨清政府对俄外交的嬗变 一、清政府“联俄”外交的出台 甲午战后，中外关系出现了新的形势。中日战争和马关条约暴露了中国的全部弱点，日本想在中国大陆获得领土的企图虽然落空，但日本夺取台湾和澎湖列岛，实质上意味着瓜分中国的开始。中国在中日战争中的失败，“引起了国外政治领袖们的贪婪野心，此后，列强展开了对华政治和经济霸权的争夺。对华贸易问题不再是它们唯一的或主要的问题，重要得多的事情是中国国家政治上的前途问题。”[2]3战后英、俄、法、德等各大国，都力图利用中国战败的局势来谋取自己的利益，出现了几个大国激烈争夺中国的局面。《泰晤士报》记者吉尔乐声称，甲午战后的中国“如此一筹莫展，以致随时可能成为大国手中的玩偶”，他认为中国如此“衰败，在遇到外来的第一个压力时，就必然立即出现全面、彻底的崩溃，”认为英国政府无须“对一个幸存下来的帝国纯粹名义上的独立和完整表示关心。”[3]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如何摆脱困境是清政府的当务之急 甲午战争彻底暴露了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和中国的积弱，战后中国国内出现了严重的“恐日”和“仇日”情绪。因无力对抗日本，所以清政府为摆脱困境寻着“以夷制夷”的老路，期望结强援以制日，这开始了清政府对外关系的一个转折 甲午战前，清政府的对外关系以“亲英”为主，这主要因于，首先，英国在华势力居列强之冠，攫取的利权最多，“一切外国人对华关系的基础是南京条约”[2]5，英国人带头在中国谋取通商方面的利益，其他列强援引最惠国条款要求均沾，英国对清政府政治影响力远胜其他列强。其次，在经济上，英国“占中国全部贸易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2]52，掌握着对华贸易霸权。此外，英国人长期担任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一职 甲午战争前后，清政府逐渐由“亲英”转向“疏英”。这主要因于英日接近。在远东，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俄国，为了抗俄，英国试图借助日本的力量。为此，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夕，英国同意日本修改条约，于1894年7月16日，与日本签订《英日通商航海条约》，废除英国在日本的租界和领事裁判权。中日冲突时，英国政府声明：“如果日本答应把上海视为中立区而且在战时不破坏英国在太平洋上的贸易，则英国政府将保守中立。”[4]117新的英日通商条约和英国政府的这项声明是对日本的外交支持，消除日本的外交顾虑，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准备了外部条件。甲午战争中，中国一败涂地，英国更决意拉拢日本制俄。日本对三国干涉还辽引为奇耻大辱，英国没有参加干涉赢得了日本的友谊。日本在议和条款中要求中国增开港口，开设工厂等规定，也博得了英国政府的赞可，三国干涉还辽使日本在外交上不敢再自行其是，急切地寻求外援，特别是英国的援助。英日在共同对俄的基础上，逐渐靠拢。英日接近使清政府大为疑忌，经甲午一战，清政府在外交上由“亲英”转向“疏英” 清政府在“疏英”的同时幻想“联俄”。19世纪末，俄国外交政策的中心转向远东，其战略目标的核心是中国东北和朝鲜。甲午战争刺激了俄国在远东的贪欲，日本割取辽东半岛，妨碍了俄国在远东的扩张计划。俄国在助华的幌子下，联合法德，上演三国干涉还辽，对清政府佯示好意，笼络中国，其实在狭功索报。当时，甲午惨败，清政府无力对抗日本，而英国又偏袒日本，俄国的干涉遂引起中国朝野“联俄制日”的幻想。王芸生认为：“慈禧与李鸿章夙主亲俄，迨经三国索还辽东，内而廷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