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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与外出农民工就业类型 　　摘 要 利用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考察外出农民工就业类型和人力资本状况，并着重分析职业教育对外出农民工就业类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职业教育对外出农民工就业类型有显著影响；与普通受教育程度相比，职业教育更能提升外出农民工成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人员”的概率。因此，应在唤醒外出农民工对基础义务教育重视的同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增强其通过职业教育实现职业向上流动的机会 关键词 职业教育；外出农民工；就业类型；多元正态Logit模型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6）16-0051-05 一、引言 农民工一直是我国城市化建设的主力军，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镇流动和迁移是推动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动力。关于农民工就业类型的影响因素，学术界曾尝试进行不同角度的探究。一是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Xin Meng和Zhang J. S.（2001）利用就业类型的多元Logit模型对上海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和本地居民进行职业分析，探究教育、职业培训等对农民工和本地居民选择同类职业存在不同影响，并认为身份和制度限制导致了农民工和本地居民间的职业分割[1]。二是基于劳动力自身禀赋，Alan de Brauw et al（2002），Andrea Bassanini（2006）针对我国六省农户调查数据和ECHP数据，认为年龄和教育水平对农村劳动力在非农就业中地位的提升和工资水平的提高有显著作用[2][3]；黄乾（2009）进一步研究发现，受教育水平和培训是影响农民工获得稳定就业机会的重要因素，在稳定就业与不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工资收入差异中，有59.48%的差异是由就业差异造成的[4]。三是基于人力资本存量，姚先国（2006）、符平（2012）、陈书伟（2015）等分别就人力资本对农民工职业流动、职业分割、职业选择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5][6][7] 遗憾的是，虽然有学者就人力资本因素对农民工就业类型的影响进行研究[8]，但人力资本特征涉及多方面，每个特征的积累效果都不尽相同。以教育因素为例，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同属教育积累，但其教育方式、方法并不相同，一个注重基础知识教育，一个注重实践技能培养，二者对农民工就业类型的影响效果也有所差别[9][10][11]。其中，有关职业教育对外出农民工就业类型的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基于此，本文尝试通过对CLDS2012数据分析，考察人力资本因素，尤其是职业教育对外出农民工就业类型的重要影响，深入分析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对外出农民工就业类型的影响差异及原因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性分析 本文使用数据来自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CLDS）中的个体调查数据。该调查为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对我国城乡以村、居为追踪范围的家庭、劳动力个体开展的每两年一次的动态追踪调查，样本覆盖我国29个省市，调查对象为样本家庭户中的全部劳动力（年龄15至64岁的家庭成员），共有村居问卷、家庭问卷和劳动力个体问卷三种主体问卷类型，其中劳动力个体问卷回收16253份 在全部16253个样本中，从调查地点社区类型来看，农村地区的有10462人，约占样本总数的64.37%。从户口性质来看，农业户口的有11745人，约占样本总数的72.26%。从工作经历来看，有工作经历的13611人，约占样本总数的83.74%。根据数据库特点和农民工定义，对样本进行如下限定：第一，限定为农业户口和有工作经历；第二，以调查地点社区类型划分，对城市地区样本，限定为户口不在本市或本县且离开户口所在地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对农村地区样本，限定为有外出务工经历者；第三，对年龄≥65岁的、主要变量有缺失的样本酌情剔除。在此基础上，着重考察数据库中符合研究需要的1638个农民工样本 为考察职业教育和农民工就业类型之间的关系，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第一，参考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使用的职业分类，将农民工就业类型综合为7大类，并按照社会地位和向上流动空间由高到低排列：个体户、单位负责人（包括个体户、私营企业主、高级管理人员、单位负责人等）；专业技术人员（包括一般专业技术人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等）；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包括一般办公室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军人或警察等）；商业、服务人员（包括商业人员、服务业人员等）；农林牧渔业劳动者；技术工人（体力工人）；非技术工人（体力工人），详见表1。第二，基于对农民工就业类型影响的各种因素以及舒尔茨（1961）对人力资本的分类和经典人力资本理论，设定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转换工作次数、是否接受过职业教育、参加工作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