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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真正用市场化的方式去产能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 徐绍史主任作了个非常好的报告 先谈一个总印象，今年以来经济发展是在预计的轨道之内运行，而且发生了很多积极的变化，无论是从产业发展的增速，还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增速，各项经济指标都出现了分化。这些分化有一些是非常有利的，比如产业，反映新经济增长的这些产业，反映社会市场需求的产业的增长都要快于我们想控制的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从地区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看，辽宁和黑龙江比较困难，东部地区在结构转型方面比较好的省份，无论从经济增长来看还是财政收入增长来看都高于全国的平均数，这些结构性的变化说明我国在经济发展的总体增长和质量来说都在向好的方面转化。当然，国际经济形势现在还没有走出低谷，各国经济都非常困难，中国所面临的外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自己的经济发展动力的转换也面临着很多困难。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发展肯定会有很多的困难。要解决这些困难，最主要的办法不是说在保增长上太下功夫、太操心，而应该在加快经济改革、稳定社会预期、提振社会信心方面多下功夫，切实在社会保障政策上做好托底 具体建议： 第一，要真正用市场化的方式去产能。去产能是现在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去产能目的是为腾出有效资源，让新兴产业、让有市场的产业能够很好地发展。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用市场化的方式去产能，而不能过于着急，用行政命令的办法。计划经济条件下短缺是必然的，市场经济当中过剩是必然的，因为有过剩才有竞争，怎么淘汰过剩？市场化的方式是两种。其实报告中都谈到了，就是用环保标准、安全标准、生产技术标准来确定一个企业可不可以让它从事生产。达到了这三个标准之后，怎么活得下去，取决于财务标准。这前三个标准都达到了，成本高跟别人竞争不过去，就应该淘汰。这句话说起来很多人同意，但是实际中很多人不这样做。这次去调查我为企业感到难受，2013年对煤矿去产能，一开始说要淘汰3万吨以下的小矿，后来说9万吨的，又说15万吨的，今年提出最低产量要达30万吨。从2013年到2016年三年多时间，允许的标准从3万吨、9万吨、15万吨，到今年的30万吨。这个投资怎么收回？我们不能这样，不管是3万吨、9万吨、15万吨，尽管小煤矿可能各方面不如大煤矿好，但是国家不能挤牙膏式的出标准。你提出一个长远目标，让企业逐渐达到。一次提出30万吨的指标出来，5年内要消灭30万吨产能的，让企业自己调整，不能不停地提高标准，如果不给企业一个预调时间是不行的。我们现在要督促标准的制定和标准的严格执行，如果不在这上面下功夫，只从数量上说，分配多少，你必须达到，很可能会出现一些偏差 第二，货币政策要确实保持中性，金融政策一定要放活，财政政策一定要发力。现在整个格局中，太多利用了货币政策，全球也是如此。全球央行在金融危机当中动财政政策是比较难的，西方国家要通过议会很多的讨论，通过央行做比通过财政做容易，所以各国都在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现在全球流动性过剩，国外都到了负利率时代。什么叫负利率？如果是银行间的负利率，还是对金融机构利润的一种侵蚀。当金融机构不能承受负利率时，就会转嫁给社会，其实就是对全社会存款者征暗税。货币政策在全球都用到了极致，在中国不能指望央行再放水了。现在中国到处都看到的是钱太多，但实体经济又得不到，这不是货币政策的事儿，是金融政策的事情，因而我们的金融政策一定要放活。现在130万多亿存款的情况下，应该给投资人提供更多方便。现在在整顿互联网金融，但是应该加快整顿步伐，在规范中发展。还有资本市场，今年以来总的政策还是对的，依法监管、从严监管、全面监管。但一定不要放松让企业到资本市场上筹措资金的便利。一方面要严格监管，另一方面要加大便利，这样才能让想筹资的人能够筹措资金。现在防范金融风险，总是担心金融违约会引起系统性风险。但就因为没有金融违约或者千方百计兜住金融违约，抬高了社会融资成本。现在很多违规的、高息发债、高息发金融产品的，不允许它违约，那这个利率就是社会融资的无风险收益率。我们必须打破刚性兑付，要让得到高息的人承担风险，这样老百姓才不去找高息投资，而去找安全的投资，不打破刚性兑付就不可能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这点上一定要有这个共识，否则社会融资成本降不下来。这就是金融政策一定要放活，而且一定要打破刚性兑付。财政政策要发力，这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真正落实各种减税，特别是增值税出来之后普遍减税。我这次到东北调研，据反映煤炭行业最后是增税的，金融行业也反映如果实现增值税转型也是增税的，所以在税收政策上一定要做认真测算，要真正地实现普遍降税。再一个是加固社会保险。现在企业成本高，不完全是劳动工资的问题，很重要的是我们社会保障的负担太重。雇一个工人，基本上要承担40%到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