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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清甲午才能不再见甲午 　　甲午战争距今一百二十年了，许多相关的回忆文章、纪录片、书籍纷纷面世，但也有不少著述反而模糊了人们的视线。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再见甲午》一书，对于读者了解甲午战争的真相，极有帮助 中日甲午战争分为陆战、海战两部分，尤以海战牵动人心。当时名列世界第八、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竟然全军覆没。从晚清，到民国，再到当下，对于甲午海战失败原因的考问就没有停止过 以前的通说是慈禧挪用北洋海军军费修了颐和园，致使黄海大战失败；后来查明，所谓“昆明（昆明湖代指颐和园）换渤海”之说，纯属讹传。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因“避战求和，保存北洋实力”，也曾为千夫所指，待到《马关条约》签订，李鸿章简直成了“卖国贼”的代名词；但以近世的研究来看，李鸿章不仅对中日局势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且始终是在忍辱负重、苦撑危局。既然慈禧、李鸿章这些传统的“坏人”都不好问责，那光绪、翁同稣这些响当当的“主战派”自然更可免责了。但海战大败的责任总要有人来背，于是，一些“精明”的研究者找到了丁汝昌。他们认为这位丁提督（舰队司令）“堪称北洋舰队美中之一大不足”，并“从一定程度上葬送了这支舰队” 出身能决定一切吗？ 有些研究者认为，丁汝昌的“不足”，首先是他不具备“海军专业背景”。丁汝昌是陆军出身，而且还是陆军中的骑兵。有人甚至说李鸿章为了举荐丁汝昌统率北洋海军，“不惜编造其过往经历，夸其曾经在长江水师管带炮船”。这种指责明显经不起推敲。在满朝清流时刻拿着放大镜和显微镜观察李鸿章一举一动的环境下，伪造这样一个重要岗位人选的履历，可谓欺君罔上，难道不怕掉脑袋吗？ 李鸿章的说法，那是有依据的。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丁汝昌投入刘铭传的铭军，而铭军在江苏常州、苏州一带进攻太平军时，系统内隶属过水师营，这是有案可查的。太平天国灭亡后，铭军北上“剿捻”，改水师为马队，丁汝昌又成了马队军官。诚然，长江上的水师与大洋上的海军不可同日而语，但北洋海军初建，到哪里去找既有战争经验，又有“海军专业背景”的统帅呢？其实，时任日本海军大臣的西乡从道、海军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也同样是陆军出身 自光绪四年（1878年）丁汝昌统领北洋兵船之后，就恶补近代海军知识，并于光绪六年亲率数百人的接舰团远赴英伦，完成了中国人首次独立驾驶巡洋舰回国的壮举。据亲历者回忆，在历时三个月的漫长航程中，丁汝昌经常亲自研读海图，制定航线。此后，又经十余年海上生活的历练，在琅威理等外籍军事顾问帮助下，这位善于学习的中年人彻底完成了从陆军军官向海军统帅的蜕变。他唯一欠缺的，就是一场真正海战的洗礼。然而，自1866年的利萨海战之后，世界上又有哪个人有过这种机会呢？ 虽然丁汝昌已经很好地融入了海军提督的角色，但北洋舰队这支高科技队伍，需要更专业的指挥。因此，丁汝昌在舰队内部，主要负责总揽全局的人事、后勤、舰队活动方针等事务，而具体的舰队训练、指挥工作，则由在他之下的左、右翼总兵承担。左翼总兵林泰曾兼任“镇远”舰管带（舰长），右翼总兵刘步蟾兼任“定远”舰管带，二人均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且留学英国，具有极强的“海军专业背景” 阵形是胜负的关键吗？ 黄海海战中，丁汝昌与对面日本舰队中的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类似，其价值在于督战和激励舰队官兵的士气，而指挥舰队作战的技术重任，主要依靠两位总兵，特别是同在旗舰“定远”上的右翼总兵刘步蟾。我们应该相信他们以及各舰同样具有专业背景的管带，经多年训练、磨合后的阵法和战法，绝不至于有“严重失误” 有研究者称，北洋舰队列成单横阵即“一字雁行阵”，并始终以舰首向敌，来对抗日本海军的纵队阵形，是违背了近代海军作战中舰队行动的基本规律，以致惨败；还说“海战的实践多次表明”，纵队阵形才是最有效的。问题是在一百二十年前，这种“规律”恐怕还不存在，海战实践也尚未“多次”，离黄海海战最近的利萨海战，奥地利海军恰恰是用横阵击溃了排成纵队的意大利舰队，从而使横阵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流 北洋舰队一直在追赶主流，而且成为主流，但日本想做的却是打败主流，所以在黄海海战后，纵队才取代横队成了“最有效的”阵形。其实，阵形并不是丁汝昌抑或刘步蟾能够选择的，而是由军舰的样式决定的。北洋舰队所有军舰的火力设计，都格外强调舰首方向，只有横阵才能使炮火威力最大化。如“定远”舰的四门305毫米主炮，两炮一组，分别安装在左右舷距舰首三分之一处，舰首对敌则可四炮齐发，如排成纵队以侧舷对敌，就只能用一组炮开火。两组主炮中间隔着高高的舰上建筑，另外一侧的两门主炮是转不过来的。山东威海市有“定远”的1：1复制舰，搞不清这个问题的研究者只要一看就明白了。同理，日本的绝大部分参战军舰，是强调舷侧火力的设计，因此以纵队迎敌是当然之举，并非指挥官有多么高明 喜欢拿阵形来攻击丁汝昌的研究者，其实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