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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领导决策中的公共精神 　　[摘 要] 作为一种公民美德，公共精神不仅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需要，更是对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和领导决策的价值旨归。因传统观念的制约、社会思潮的误导以及自身修养的缺失所产生的好大喜功的冲动型决策、但求无过的求稳型决策、好人主义的平衡型决策、本位主义的狭隘型决策，严重背离了领导决策的公共精神，需要通过坚持党性修养、加强伦理教育、健全法律制度予以纠正并强化领导干部的公共精神 [关键词]领导决策；公共精神；公共意识；公共态度；公共行为 [中图分类号] C9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6）11-0034-07 一、问题的提出 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并强力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尤其强调对党员干部依法履职的责任追究，相继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的重要政策法规 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对决策严重失误或者依法应该及时作出决策但久拖不决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严格追究行政首长、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人员和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2015年6月正式施行的《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明确提出：“党组重大决策失误的，对参与决策的党组成员实行终身责任追究”“干部选拔任用方面出现重大问题，追究有关党组成员责任。” 2016年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以党内条例的形式，通过问责倒逼责任落实，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 但是，要让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真正发挥作用，不仅需要规范健全的制度体系，还需要严格的制度执行和配套的程序保障。而从立法和相关制度建立的出发点来看，事后追究仅仅是作为一种惩戒性的措施予以禁止，更为重要的是，要让广大领导干部树立起公共精神和责任意识，以预防代替惩戒 二、公共精神：领导决策的价值追求 （一）公共精神的内涵 “公共精神”作为一个涵盖政治、文化、哲学等范畴的概念，在不同的语境背景下具有不同的理解。有学者基于西方的政治话语体系指出公共精神是“孕育于公共社会之中的位于最深的基本道德和政治价值层面的以公民和社会为依归的价值取向，它包含民主、平等、自由、秩序、公共利益和负责任等一系列最基本的价值命题”[1] 113。有学者从道德伦理、政治价值、社会制度三个表现层面出发，认为公共精神是“在公共善的共识基础上所产生的自尊、互惠、信任等基本伦理规范，在政治价值层面上体现为对公平的承诺、对宽容的尊重、对正义的信仰，在现实的社会公共活动中化约为一种制度规则与行为模式并推行”[2]。还有学者认为公共精神是指“孕育于人类公共生活之中的、以公共性作为价值皈依的、位于人类心灵深处的基本道德和政治秩序观念、态度和行为取向。它表现为社会成员对公共生活的热情融入和体验，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关怀和参与，对政治社群的虔诚认同和归属，对公共善的澄明和践履”[3] 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于公共精神的表达方式不一，但都包含了公共意识、公共关怀、公共参与、公共利益、公共责任等一系列最基本的命题。在笔者看来，公共精神包含了公共意识、公共态度和公共行为三个层次。首先，公共意识是公共精神的核心，是公民对“公共性”的理解和判断，以及对公共理性的追求。在罗尔斯看来，“公共理性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基础。它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他们的理性目标是公共善”[4] 225。其次，公共态度是公民对公共精神的主观评价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倾向，包括对民主、平等、自由、秩序、法治、公共利益、公共责任等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最后，公共行为是公民在对公共精神认同的基础上，基于公共理性担负公共责任和义务、参与公共事务、维护公共利益而自觉发生的行为，是公共精神在实践层面的体现 由此，笔者认为，所谓公共精神是指公民个体或社群在公共生活中，以公共性作为价值标准，关怀公共利益、承担公共责任、参与公共事务的观念、态度和行为取向 （二）公共精神：领导决策的应有之义 公共精神不仅是一种公民美德，更是当前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和社会转轨的关键时期，各类社会矛盾和发展困境互相交织，给国家和社会治理带来巨大挑战，这就要求包括政府、社会、市场在内的各治理主体以公共理念为基础、以法制思维为依托、以制度意识为保障、以公平正义为皈依，树立公共精神、承担公共责任、实现社会共治，从而化解现代性发展危机。而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