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早抛开安慰经济的简单门路.doc

尽早抛开刺激经济的简单路线自由主义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曾将经济学概括为一句话，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而诺贝尔奖新科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则认为，萧条经济学就是对免费午餐的研究。世界上确实存在免费的午餐；因为在萧条时期，部分资源是闲置的，可以随手取来。在一个没有足够需求的世界里，自由市场原则是难以运行的。 那么，中国是否也存在类似的政策机会呢？ 在当前的国内国外背景下，国内积极的调控政策鱼贯而出，这是必然之举。余下的问题有两点，一是政策的力度大小，二是结构偏向如何。简单地说，第一个问题决定了政府端出的蛋糕的大小，第二个问题则涉及这块蛋糕的分配。相比之下，笔者认为，第二个问题更为关键。政策偏向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结构调整的快慢，并最终决定了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以及福祉何在。 继货币政策风向反转之后，财政政策终于结束时滞，浮出水面。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体现在收支两条线上。在减税上，两次上调了部分商品出口率、降低了房地产交易缓解税，并即将启动千亿规模的增值税全面转型方案。在增支上，也有了新的进展。据报道，发改委已就固定资产投资进行了会商，虽规模大小未知，但基本方向大致明确了，即集中在港口、铁路、能源（核电）、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政策带有浓厚的结构调整的色彩。房地产政策的信贷和减税政策主要惠及普通住房以及改善性住房的购买者，出口退税力度向就业拉动效应大和高附加值商品作了倾斜，增值税转型也有着许多公认的结构优化效应，而在固定资产投资投向方面，民生的投入，即医疗、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投入可能占比60%左右，农村和中部省份的基础设施有望得到重点照顾。 这种政策导向有望得到延续，并有望消除过去发展中的失衡。当前中国社会经济中存在着明显的软硬基础设施失调，物质基础设施优良并且日新月异，而体制性基础设施则改善缓慢。这在上一轮宏观调控政策得到了直观的体现。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其重点是大兴基础设施，客观上为中国这一轮经济增长构建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当前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已有所降低。 固定资产投资是拉动经济的最直接的手段，但必须从长期考量增加投资的效益。投资是GDP的直接构成部分，并能通过乘数效应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然而，投资另外一个重要属性是，它将形成未来的产能。如果预期到外延式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进一步扩张，那么在当前大力增加投资就不是理性的选择。由于过度依赖投资刺激经济，上一轮经济同时出现了通货紧缩和经济较快增长的现象。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巨大的产能得以通过出口有效消化。这是过去十年的故事。但这种全球扩张的局面已难以重演。中国的出口已达GDP的四成，这在经济大国中是最高的，很难想象这一比重能够再明显提高。 另外，中国的后发优势已消耗殆尽，这也要求我们要脱离过去简单地刺激经济增长的轨道。平均而言，中国的效率提高对过去三十年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接近三成。这一贡献度并不算低。但这种效率的提升主要是利用劳动力价格优势简单地模仿国外先进技术实现的，这是中国技术进步的基本含义。当我们落后国外三十年时这一点是容易做到的，因为几乎所有现代商品和生产工艺都有现成的模板，可以方便地拿来实践。但日本韩国的经验表明，这只是进入高一级发展阶段的第一步。 当投行高盛在2007年初提出“脱钩”假说时，它在市场中的地位几乎是不可侵犯的，而现在它不得不栖身在传统商业银行业务的屋檐之下，才能勉强不被市场抛弃。与独立投行模式的命运一样，“脱钩”假说似乎也逐渐被市场扬弃。该假说预言，无论美国经济衰退与否，都不会导致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衰退。在严格意义上，该假说对中国还是适用无疑的。理论上的衰退是指经济出现一段时间的负增长。美国经济明年很可能进入衰退，而即便偏悲观的预期也会认为，中国明年的增长率会在8％左右，而在可预见的将来，出现负增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8％的增长率对中国还是不够的？仅仅用就业压力解释是不够的。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在于经济增长的方式。8％的增长率应该能孕育出巨大的发展福祉，而要挖掘出这些福祉，依靠简单的刺激政策是行不通的。 我们建设体制性基础设施的时候到来了。结构调整不仅包含转移支付和收入再分配，更重要的是，进行体制性的基础设施投资，也就是消除造成生产要素报酬差异的各种人为因素，包括限制劳动力流动、资本进入以及地区城乡间的各种壁垒。这两者的区别，可用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来表示。从这个角度说，即便是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也应该是结构性的，把基础设施投资当作沟通城乡差距和东中西部地区差距的渠道。 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主流预测显示，这只是时间问题。但是我们很难想象这个日益庞大的经济体能建立在现有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上。如果中国仅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