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汉卿创作杂剧《窦娥冤》商业目研究.doc

关汉卿创作杂剧《窦娥冤》的商业目的探析 　　摘 要：《窦娥冤》是元代剧作家关汉卿的代表作品，被王国维赞誉为“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的剧作，因此，研究者对《窦娥冤》林林总总的研究层出不穷，其中一些问题被不断地进行重复性研究，如主题思想、悲剧艺术、人物形象等方面，至今还没有学者对关汉卿创作杂剧的商业目的进行探讨。本文以《窦娥冤》为例，探讨一直被研究者忽略的关汉卿创作杂剧的一个真实的目的，即商业目的 关键词：《窦娥冤》 杂剧 关汉卿 商业目的 《窦娥冤》是元代剧作家关汉卿的代表作品，被王国维赞誉为“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的剧作，因此，研究者对《窦娥冤》林林总总的研究层出不穷，其中一些问题被不断地进行重复性研究，如主题思想、悲剧艺术、人物形象等方面 近三十年来，学者对于关汉卿杂剧《窦娥冤》创作目的研究文章颇多，可谓不胜枚举。发现多从以下角度加以分析，首先是主题方面，即关汉卿的创作意旨，如“揭露社会黑暗和统治者的残暴”，其中包括吏治腐败、高利贷的剥削、封建礼教的虚伪、强梁的横行等，如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对《窦娥冤》主题的概括，亦有“对传统的封建制度以及维护这个制度的思想、道德、习俗表示抗争”，如郭预衡的《中国文学史》“概括了整个元代的黑暗统治，以及贯穿这个统治的横暴、贪婪的生活现实”等 当然，也有学者对以上主题持不同观点，如《窦娥冤》不是揭露社会的黑暗和百姓的痛苦，而是强调王法和天道所代表的正义和公道正义终归会取得胜利，从《窦娥冤》的题目正名“秉鉴持衡廉访使，感天动地窦娥冤”可以看出作者的意图。《窦娥冤》表现了关汉卿强烈的反儒学意识，通过窦娥的悲剧遭遇表现了关汉卿对一味追求功名不顾亲情的儒家功名观的批判，对盲目行孝的儒家孝道观的批判以及对违背人性的儒家贞节观的否定。持此观点的学者有高进旗的《对传统伦理和全贞全孝的推崇与彰显》、史英新《窦娥性格特点与关汉卿的儒家思想文化》等 不可否认，《窦娥冤》的创作主题是多元化的，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作者未必然，读者未必不然 其次是从《窦娥冤》中涉及的人物形象加以分析，其中对窦娥形象分析最多，有学者对此有所总结，如武丹的《近三十年窦娥形象研究综述》，亦有赛卢医形象分析，如王士君的《窦娥冤》中赛卢医形象简论，也有对蔡婆婆形象进行讨论的，如郑艳玲的《蔡婆形象再论》，不一而足 还有对《窦娥冤》悲剧艺术及审美价值的探讨，如王庆芳的《窦娥冤》悲剧的审美价值等 不难发现，至今还没有学者对关汉卿创作杂剧的商业目的进行探讨，一个一直被研究者忽略的真实的目的。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剖析关汉卿创作杂剧《窦娥冤》其中的一个致用目的，即商业目的 关汉卿是由金入元之人，在元曲创作鼎盛的13世纪众多作家中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位。生活在元代正是取消科举之时，饱读诗书却无进身之路。其生活的时代，又是一个充斥了民族歧视的朝代。据《元史官署之长均由蒙古人担任，汉人及南人不能做官，而只能在一般机构中担任副职。并且，在这一歧视政策下，元代汉族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极为低下。“学得文武艺”没有机会“卖与帝王家”。元初社会结构的激烈变动和重新组合使得大批的文人失去了以往较为稳定的社会地位和优裕的生活条件与读书求仕的梦想，沦入社会的底层。“生而倜傥，博学能文”又具叛逆性格的关汉卿自是传统儒学观念束不住者，“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总要以某种方式展现出来。而在宋金时期出现的院本、诸宫调发展到元时在民间以杂剧的形式备受观众喜爱，这便为“门第卑微，职位不振”，“滑稽多智，蕴藉风流”的关汉卿提供了一个既可展示如椽大笔又可有经济收入养活自己及家人的契机，也因此创作了杂剧多达六十七种，至今可见十八种（其中若干种，是否为关汉卿原作，学术界尚有争议） 元代杂剧演出已具商业化特性。元代初期到中期，农业逐渐得到恢复并有所发展，由此手工业、棉丝织业、陶瓷业、造纸业等也得以发展，大都、杭州、平阳、东平、真定、温州等地，工商业非常繁盛，这便为元杂剧的发展准备了物质条件。而由此出现的新兴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成为推动杂剧创作的动力。这一市民阶层是元杂剧演出的重要观众，是主要的文化消费群体，并具有相当的支付能力。不仅如此，即使是居住于偏僻乡野的农民，在闲暇之余同样有消费文化的需求，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化商品意识的浸染，如杜仁杰在套曲《庄家不识勾栏》中就提到一上城农民花了两百钱进勾栏看戏的情形，“要了二百钱放过咱，入得门上个木坡，见层层叠叠团圆坐”。在商品经济的繁綮发展的背景中，人们具有了强烈的商品意识，在洛阳、东平、顺天、真定、松江都出现了勾栏瓦舍这一元杂剧的商业化演出场所。专业经营者、专业艺人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因此，元代出现了专门从事元杂剧写作、为元杂剧戏班提供演出脚本的中下层文人，很多人将元杂剧创作作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