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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农村转移劳动力市民化综述研究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将进一步发展，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规模会继续扩大，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至2015年我国现有农村转移劳动力已达到2.74亿。但现阶段，农村转移劳动力面临着权利缺失、在城市谋求发展缺乏有效保障等问题，即在城镇打工的农民工未能变为真正的市民，由此给我国的共同富裕与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带来了风险 一、市民化的内涵 国外研究中，早期的研究集中于对城乡迁移现象的研究。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1969）在对农业劳动者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现象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农业劳动者在做出是否迁入城市的决策时，重要的影响因素有迁入城市后的就业状况以及收入的提高情况等，在此基础上，托达罗构建了人口乡城迁移模型。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明塞尔（1986）认为，家庭在劳动力从农村迁入城市中起决定性作用，做出迁移决策的不是单个人，而是一个家庭。Schwarz Weller H.K.（1964）认为，社会融入是指不同个体或群体与某个群体之间的内聚性，表征的是个体在某群体中参与程度、认同程度及群体成员之间相互依赖程度。当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之后，其去留问题也受到较多关注。Zakharenko（2008）通过对已婚者的研究发现，已婚者的迁移意愿较小，尤其是女性已婚者，更趋向于稳定的生活。Vadean等（2009）在研究中发现，文化程度对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的去留影响较高，文化程度高的农村劳动力留在城市的意愿更强烈，其在城市获得一定劳动成果后回乡创业的热情更高。Portes（2001）认为，社会网络是农村劳动力在迁入地获得工作以及适应社会的重要途径 国内研究中，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农村职业教育研究所所长马建富（2014）认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市民化是农村劳动力逐渐转变为城市市民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属于社会再生产的范畴。具体来看，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静（2014）从三个方面归纳了市民化的内涵：一是身份和职业市民化，农村转移劳动力进入城市之后获得城市户籍，在职业上有农村劳作的农业劳动者转变成城市的打工者；二是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市民化，农村转移劳动力在生活中摈弃先前农村生活的习惯，为适应城市生活而自觉融入当地的生活从而养成城市生活习惯； 三是自身素质和文化心理的市民化，农村转移劳动力转变思想意识并逐渐形成现代城市的价值观，并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刘传江（2010）认为，农村转移劳动力市民化首先是指获得居民身份，并享受相应的市民权利，其次是进入城市之后会伴随着生产生活方式、价值观和自我认可上与城市人的趋同 二、市民化的制约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就目前情况看，农村转移劳动力市民化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农村转移劳动力面临着权利缺失，在城市谋求发展缺乏有效保障等问题。另一方面，Roberts K.D.（2001）认为，农村转移劳动力因为自身文化素质不高，大多数人从事的是脏、险、累工作。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叶鹏飞（2012）提出在城市工作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具有自卑心理，形成自我封闭自觉选择与社会隔离。尽管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缩小农村转移劳动力与城市市民的差距，但短期内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因此，推进市民化的机制创新是关系到共同富裕与和谐社会目标实现的重要问题 （一）户籍制度上的制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李云新等（2016）认为，由于中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农业转移人口即使进入城市也无法享有均等化公共服务，同时存在缺乏社会支持，因此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融入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融入。这种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农村转移人口在适应大城市生活的过程中尽管努力提升自身的素质并努力适应城市生活，甚至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但最终却被户籍制度“拒于门外” （二）社会成本的制约 Richardson模式创始人、著名经济学家Richardson（1987）认为，城镇化成本历来是发展中国家推进社会转型面临的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魏后凯（2010）根据未来的中国城镇化率，综合考虑城镇化的人口，测算出了到2030年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高达40亿至50亿左右。北京农村经济研究中心陈雪原（2015）从农村转移劳动力自由资产的角度剖析了市民化成本，认为农村转移劳动力在进入城市之前有资产，但是鉴于是“集体所有”，因此这些农民是无法自由处置的，即如果不集体处置那么转移到城市的这些劳动力便无法将农村的个人资产携带进城，进入城市之后又面临着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这对于农村转移劳动力来说无疑是一种两难的局面 （三）其他方面的制约 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朱冬梅（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