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纷与村落内部秩序的变迁——以坝村的家族关系为视角.pdfVIP

总第 100 期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General No. 100 2008 年 9 月 Joumal of Gansu l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ep. ,2008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研究专栏 主持人:谢晖 E 民间法·民族习惯法专栏主持人手记(+七1) 把法律描述为形式理性，这样的理念，已然得到法学界较为普遍的接受。这倒不是说法律不需要关注实 质理性的追求，而是说法律更需要关注如何实现实质理性。人类秩序的建构，既需要对实质价值有理性预 估，更需要在对实质价值的理性预估基础上，寻求如何实现实质理性的方案、手段、技术。否则，法律实质理 性之规定和追求，每每成为中看不中用、口急而实不至的口号。固然，口号有时候也能通过对人们精神的促 动，变为行动的事实，甚至在法律上，形成一种象征性规范。这种象征性规范的存在，固然也不无价值，但倘 若这些口号、规范，如果缺乏可以兑现的方案、手段和技巧，实质理性，或许就会退化为美妙的鸟托邦了。特 别是，人们交往行为中追求的实质理性，只有被安锁在程序、方案、手段或者技巧中时，才真正获得了意义，才 是活生生的、对人们的生活具有实际价值的实质追求。 之所以强调如上的道理，在于本期所刊出的两篇稿件，都以乡民社会的纠纷解决为实证和考察的对象. 易军的《村落纠纷与内部秩序的变迁-文，通过对位于云南金沙江流域的一个村落的考察和描述，梳理了在 一个主体交往如此广泛、法律和法制如此发达的时代，仍然存在于边远地区的没有法律的秩序模式。作者开 宗明义指出 z 在该村落，由于正式法律的很少出现，只偶尔见到一些关于农村政策方面的文件下友，村民除 此之外，很少了解正式法律的内容，至于法院、警察、法制宣传队等则更是难以遇到，很多事项都是村落内部 白发而成的。非正式方面的权力、规范、制度和纠纷解决方式等都被村落内秩序的主要建构者一一家族一一 所分割和占据，甚至村落社会的变迁、运行都是从家族以及家族之间关系秩序开始的，因此这些非正式的因 素一直被家族支配着。家族事实上成了村落秩序的主要建构主体。接着，作者对这一结论进行了仔细的归 纳和论述。通过对既定的村落家族秩序的白描，对在功利理性导演下的伦理秩序之变迁(社会纠纷)的梳理， 特别是对纠纷之群体的合意解决的实证，通过对纠纷解决后村落秩序复位的检讨，把该村落中既定秩序 (习惯〉、秩序变迁(纠纷)和秩序复位(合意)的逻辑，做出了全盘的描述和总结。特别是作者对乡村秩序中和 面子紧密相关的气秩序观的总结，尽管借鉴了别人的提法，但仍然给人耳目一新的印象。在我国这样一个 主要人口生活在乡村、国家法律很难进入的国度，学者们基于一种道路通向城市的美妙理想，把法制进路 的主要致忠放在城市及市民社会关系中，本无可厚非，因为转型中国的发展路向，不是从城市到乡村的逆向 运动，而是从乡村到城市的顺向过程。但即使如此，如果论者只关注顺向运动中的目标，而罔顾它的起点及 其过程，只能延缓、甚至堵塞这一运动的顺利进行。作者的文章，让人们看到了青年学者的另一种努力。 赵夭宝的《探寻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公正与权威一一以景颇族神判为中心考察-文，是笔者首次看到的 有关景颇族习惯法的探讨。作者才巳立足点放在习惯法的公正与权威问题上，但考察的具体路向却是通过神 判方式所展开的纠纷解决.种非j 在人类历史上，曾是比较普遍地存在的纠纷解决方式。直到今天，人们仍不 难发现，纠纷当事人在神抵面前赌咒、发誓，以裁决纠纷、化解矛盾的情形。特别在中国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数 十年前，这种神判现象还比较盛行。对此，夏之乾、邓敏文等都曾有专论。神判作为纠纷解决的方式，其公正 与权威不是因为主体间的理性权衡和交涉，而是因为长久以来，人们心目中形成的神灵公正、权威的信仰，在 世俗世界的衍伸和拓展。作者通过对由神判而生的景颇族习惯法通德拉的实证分析，得出结论认为神 判法不只是一种陋习，它是是一种实现司法公正的工具。它尽管没有现代司法制度那样完善，但毕竟把以前 人们为解决争议所采取的血亲复仇、部落械斗等暴力方法引向了一个没有流血冲突的司法渠道，在一定程度 土实现了司法的原始正义，加上神判解决纠纷的终局性，所以其在人们心目中享有崇高的权威。这一考察结 论，与笔者开宗明义对法律之形式理性的剖析是相吻合的。它表明，即使在一个神判的世界，习惯法之实质 理性的实现，以及其公正和权威形象的树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