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戈尔丁《启蒙之旅》.doc

威廉·戈尔丁的《启蒙之旅》 　　一 自从塞巴斯蒂安Das Narrenschiff）在十五世纪末问世后，一个新的意象便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想象图景里―世界之舟驶向永恒的意象。也许它不算是新的，在布兰特使用它时即已十分古老，但英、法、荷诸国的“愚人文学热”倒是直接源于这部德国诗体叙事作品。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认为，激发文艺复兴早期想象力的“愚人船”很可能是朝圣船，那些有象征意义的疯人乘客是去寻找自己的理性。福柯的阐释与其说是要揭示一种习俗的确切含义，不如说是要拓展我们对文明的理解 象征性的航行或航行所具有的象征性能够吸引作家的兴趣。美国作家凯瑟琳Katherine Anne Porter）出版于一九六一年的小说《愚人船》（Ship of Fools），构思受到布兰特同名作品的启发，描写二战前夕从墨西哥开往德国的一艘客轮上的各色人物，试图传达一种现代文明的象征性。这幅色调灰暗的“世态画”是一则“道德寓言”（moral allegory），探讨善与恶的二元景观：“恶”如何在“善”的妥协与默认下施行；人如何具有毁灭他人和自我的本能。基督教文明的末世想象和善恶观，在“愚人船”的图景中展开，显得再适合不过了。船上乘客或是去寻找财富和事业，或是去寻找“理性”（如福柯所言）；他们的寻找即便未获成功，至少也会成为命运或理念的某种化身。于是作家的灵感一次次地被这种象征性的航行所激动，试图构造出漂流在水面上的小社会，描绘出精神历险的旅程 英国作家威廉1911-1993）出版于一九八○年的小说《启蒙之旅》（Rites of Passage，陈绍鹏译）便属于这个创作系列；在柯勒律治、麦尔维尔、康拉德、安妮统中，又提供了一个海上“道德寓言”。该篇背景是十九世纪初叶拿破仑战争末期，场景是一艘由英国南部经赤道驶向澳大利亚的民用战舰。船上乘客组成一个有代表性的小社会，诸如威权的船长、善感的牧师、势利的绅士、自由派画家，以及荡妇、孕妇、酒鬼等，在足以引发忧郁症的航程中，在一个“木头的天地”里，“吊在海水下的陆地与天空之间，犹如树枝上挂着的一个干果，或是池水上漂浮的一片叶子”，上演人间戏剧 二 埃德蒙，受过良好教育；此行去殖民地任职，受到其保护人（一位上了年纪的爵爷）的关照，而该爵爷是总督大人的弟弟，可见来头不小。塔尔伯特向船长点明这层关系，后者有所忌惮，顿时收敛了威风。在一艘等级森严的船上，门第和权势的光环尤为耀眼。船长固然是后甲板“禁地”的暴君，高高在上，作威作福，可他没法不重视某个总督大人的弟弟的裙带关系 读过理查森、菲尔丁或简以通古斯军事极权主义为根基的俄国社会。因为，“一艘军舰是一艘卑鄙而专制的船”，是“具体而微的暴政之船”。塔尔伯特的海上经历和这个载体的性质不可分割。这位舞文弄墨的贵人，不得不领受污臭的舱房、可怕的晕船、“愚人船”的乘客和密不透风的战舰等级制。如果说他是用一只势利的眼睛打量周围的世界（上流绅士改不了的脾气），他则是用另一只“陌生化”的眼睛记录观察，表达其不适感和恐惧感。他和那位叫罗伯特“对这个世界的光怪陆离的现象产生奇怪感觉”的人。毕竟，英国陆地社会不同于海上“奇特的环境”，正如小说结尾时所说：“因为彼此住得如此之近，因此和太阳和月亮之下所有荒谬的事物太接近了。” 麦尔维尔在《水手比利“纠察长”无故迫害“英俊水手”，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是一种“神志错乱”的疯狂。戈尔丁这篇小说也写迫害狂―船长安德森厌恶牧师，以诡诈的手段虐待罗伯特一个故事 我们知道，任何“道德寓言”都不只是在经验层面上讲述故事，而是关乎文明的象征符号的连续诠释的复合体，有其神话解释的基点和视角。所谓善恶二元论的辨析，也是在这神话解释学的基点或视角中导入的。麦尔维尔从非基督教的立场表达超验（比利“原罪说”。通过比较可以看到，由于神话解释的基点不同，小说的构思和象征意义也就大有区别。戈尔丁有意在小说中安排一个人物，让人看到其诠释的差异。水手比利的超凡之美，这是对《水手比利“原罪说”的戈尔丁试图演绎的，并非善美的化身遭到毁灭的悲剧，而是柔弱的心灵备受凌辱的故事。在这粗鄙、冷酷的世界里，科利牧师像可怜的小狗任人宰割，以至于发出惊呼：“这是一艘没有神的船。”如果说麦尔维尔对恶的诠释是玄秘的，戈尔丁的诠释则显得直白，从基督教的观点看是容易理解的，科利牧师的遭遇就是信仰堕落和“人性恶”的表征―在与世俗权力的交涉中，牧师拯救不了自己，拯救不了世界，他是一个当众出丑的滑稽角色 在水手们安排的“獾皮囊酒会”上，科利牧师被强行浸入盛满尿液的污水盆中，惨遭凌辱。这是船儿驶过赤道分界线时通常举行的一个仪式，水手以此驱除对大海的恐惧感。这本书原名直译是“过界仪式”，所指也包含这场冒渎神灵的洗礼。作者试图通过此类描写加深讽喻意味（在其名作《蝇王》中，西蒙之死